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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陈岚《我是演说家》演讲稿
陈岚《我是演说家》演讲稿
这是一个讲乡愁的故事，但是，我却要从一只猴子开始说起。一只猴子？猴子跟乡愁有什么关系？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美国有一个学者叫哈洛，他做了一个跟猴子有关的社会学的实验。他把一群刚刚出生的小猴从父母身边带离，强行关进了一个冰冷的笼子，这些猴子都是被独立关押的。一边，哈洛给他们用钢丝做了一个非常坚硬的、很像是猴子的一个铁丝架子，这个架子上有牛奶瓶；在另一边，他还给那些猴子放了一个毛茸茸的很像它猴子妈妈的猴子玩具，什么事情发生了？所有的小猴到饿得快死的时候，才到那个铁丝的架子上去拿牛奶瓶喝奶，一旦喝饱了，会迅速的回到那个它以为是妈妈的毛茸茸的玩具身边。虽然这个模拟的妈妈不能为它做任何事情，可是那些小猴儿却紧紧地蜷缩在那个猴子妈妈身上。
更残忍的事情是在后面，这些猴子后来长大了，统统都无法融入正常的猴子族群，它们就像是得了灵长类动物的精神病一样，尖叫、哭泣、害怕、抗拒......它们只能被单独关押，就算是后来他们用技术手段怀孕生下了小猴，这些猴子对自己生出来的生命毫无任何的感受，当生出的新生儿小猴哭泣着向妈妈身上爬过去的时候，它们妈妈做的事情是愤怒的推开他、或者是咬掉它们的手掌和头颅。
这个实验如此的残酷，以至于后来在全球范围被永久的禁止了。但是这个可怕的实验，教会了我们一个基本的灵长类的也包括人类的心理学的常识：爱是一种能力，爱是我们大脑深处的一个原始的驱动的程序，它不会因为我们大脑健全就自然的产生，它必须来自于我们所有人的亲子关系，我们亲生父母的爱，和我们社会环境给我们的一个有效的良性的`互动。
哈洛用一群残酷的猴子的实验，教会了我们这个真理。但是，这样的不幸，可能正在我们自己的身边，正在我们大地上发生。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就在近期震撼我们所有人的悲痛案件：广西的一个13岁的男孩，自己离家出走，流浪的时候，把三姐弟就因为很小的事情全部杀死，尸体投进了枯井。还有去年，毕节的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把自己亲生的弟弟和妹妹全部杀死以后自杀。然后大家听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会有很多种解读，但是如果你回到哈洛的解读的时候，你会明白，这些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留守儿童”。他们是从小被自己的父母抛下了在家乡的、失去了亲情和爱的链接的幼小的猴子，所以你怎么能指望他们用爱、用良性互动、用有序的方式去走入这个社会？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
我曾经在一个节目的现场见过一个妈妈跟我描述她的孩子，当时他们是一对农民工夫妻来到节目现场，请求能够支持他们回家的车票，因为春运了，他们没有票。而他们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乡，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那个妈妈擦着眼睛跟我说，她说;“三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孩子我要走，因为怕他闹，全家都是瞒着他的。”夜里，睡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惊醒了，孩子醒着，孩子坐在她的身边，醒着直勾勾地看着她，然后看到妈妈也醒了，妈妈睁开眼睛孩子也看着她，眼睛对着眼睛，孩子幽幽地说：“妈妈，你不要我了吗？”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天啦！这个孩子遭遇了什么？如果是我，全世界给我，我也不会再离开我的孩子。
第二篇：我是演说家熊浩演讲《万世师表》全文
我是演说家复旦大学教师熊浩演讲《万世师表》全文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跟着人群走过那个叫学海的小池塘，跨过礼学门的牌坊，进入大成殿。只见正前面站着一个合手而立的夫子，他的前面有龛台，龛台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我透过人群仔细看，那上头的字是“万世师表”。我长大了，我明白，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无比隆重，它用来专门修饰那些我们这个文明的人格典范和精神导师。
坦率说，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实。我们所占据的这个现实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导师这个词，多少恐怕也受人污染了吧。什么人都敢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我不是说这样的称呼错了，我是说有一点不甘。你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点迟疑，就是，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的人，还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人。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个字的生命光华。如果有，他是谁?他是何等模样?
第三篇：熊浩《家国天下》演讲稿
我是演说家《家国天下》演讲稿
熊浩
八十九年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有一个小女孩出生在湖南的湘江边的一处人家，因为是女儿身，所以教育对她来讲变成了奢望。但亲友们不舍这个孩子的资质，合力供她上学，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走最后念完大学，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女大学生。1949年国民党飞机降落在长沙，为了争取科技人才，劝说她说跟我们一起到台北，她拒绝了，她留在这片土地。建国之后1950年，她跟队北上，成为第一批和苏联专家共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而在11年之后，她又举家南迁到大西南，再次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
这之后的故事并没有顺遂完美，她在工厂里工作，然后退休，然后国企改制，然后工资就这样成月成月地发不出来，她的晚年也颇为艰辛。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有时会抱怨，但抱怨完又快速地平静。我一直记得她的眼睛，那种饱含沧桑，却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光亮。后来我明白，这个是那一代人的眼睛，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把自己深深嵌入在这个国家成长的年轮里。
这个人是我的外婆，对她而言，爱国就是怨着、爱着、守着、望着，就是无论我遭受怎么样的不如意和辛酸，我绝不撒手远离。对他们来说，也许那种情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但是她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便已经如血液一般成为她最真切的本能。
一百一十五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一笔12000美金的捐款。捐款人有这样一个要求，我要捐助一所汉学系，这个要求让校方颇为为难，因为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中国的研究机构需要多少人不知道，需要多少钱不知道，怎样发展不知道，如何规划不知道。不仅校方不知道，这个捐款人本身对此也知之甚少，他只是坚持，我要捐一个汉学系。捐款人没有念过书，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不了解子曰诗云，他不会知道兰亭隽永，可对他而言，他的愿望就这样朴实地扎在心里头，他要在北美让中国文化落地生根。
1901年6月28日，他把他毕生的积蓄捐给哥伦比亚大学，于是在这所著名学府里设立了美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哲学和法律教育的科系，并以他的名字冠名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他在那封写给大学的信中写到，仅此奉上12000美金的捐款，以支持贵校中国学研究的基金，他在签名处写上这样几个字——A Chinese person，一个中国人。
这个人叫丁龙，广东劳工，终身未娶，他的一辈子便是生活在美国贵族的家中，他一世为仆，这样一个人被当做“猪仔”卖到美国，然后生命颠沛流离，可在心中却有一个顽强的愿望，那就是尽管自己过着那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但是却要让每一个积累下来的铜板最后完成，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在此处落地，让国家的文化根不断、脉不绝，让圣贤的教诲能够在美利坚传扬出去。他大概不知道，在今天如果富人做这等事，我们说他们是慈善，可若穷人做这等事，他便是圣贤。对于丁龙，爱国就是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四海飘香，能够光华永世。
在50年代，有一个老人半作调侃地说，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主要是因为在农村里晚上没有电。有人批评他说，你自己家里面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里头也没有电？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增速实在是太快了，这个速度达到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三十。他是第一个提出控制人口政策的学者，并把这个观念转换成某种政策主张。但怎耐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他的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判断是，人多就是力量。
一位夫子，他站在这边，所有人都站在对面，他却说我虽已近八十，我自知寡不敌众，但面此状况也应当单枪匹马走出去，绝不像那种以力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批判屈服。在他写的一篇《北大之精神》的文章中他说，所谓北大精神，便是那种奉献牺牲的精神，便是贡献国家和社会，不计个人之利害，勇往直前。这个人叫马寅初，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经济学泰斗。对他而言，爱国就是坚守良知的批评，就是哪怕所有人站在那边，我凭良心我站在这边。
苟立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爱国，对于我们每一个国民来说是一种身于斯长于斯的深刻情感，它自然在召唤，它神圣去皈依。它有时如小雨淅淅，有时如长河浩荡，它所滋育的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田，但对于国家，这份感情需要国家倍加珍惜。我们说，国民对国家只能全情付出，而国家对国民也应该有万般珍惜。这个社会的秩序应该仁义，道德应该公平，那些最闪亮的价值观，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因为只有这样，国民才会觉得对这个国家的爱可以永恒而卓远。
我们今天说到何为爱国？爱国也许是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不管遭遇怎么样的波折他都永不放弃，可国家对他也不能放弃；
我们今天说何为爱国，爱国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小种子，对华夏文化的那种眷恋铺央开来，让它散发世界，而国家要记住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历史中随便被淡忘；
何为爱国，爱国是有的人坚持自己的良心采取批判的立场，而国家要珍视这样的赤子之心和国事情怀，要报以的是最大的宽容和开放的胸襟。
各位，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我们和这块土地的生命关乎；爱国从来不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它需要地是吾国与吾民的共同努力方能最终彼此成全。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灿烂的那种爱国感情，一定是来自这两种伟大力量的交织，那便是——
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而我们的祖国也深深地爱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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