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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意识形态形势以及对策
中国意识形态形势
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总体是稳定的，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主输出、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一、西方国家民主输出对中国政治思想构成威胁
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民主输出，它们利用现代传媒和文化产品的输出大肆宣扬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目的是为了与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相配合以瓦解社会主义。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抵御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将严重影响本国政治思想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二、西方国家文化霸权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构成威胁
文化霸权主义是霸权主义的一部分，是通过文化作为手段来实现其霸权主义。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非常注重文化的渗透力与控制作用，凭借其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霸权，实施文化霸权。
在报告看来，2013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广播、出版、影视文学、教育等多种途径强行向世界推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生活方式、文化思潮，尤其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构成了严重威胁。
一方面，使部分中国民众在文化上造成崇洋媚外的心理。另一方面，影响和改变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一些中国国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迷茫、动摇，干扰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和辐射力。
三、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威胁
据统计，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其中新增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70.0%，高于其他设备上网的网民比例，是目前互联网增长的主要来源。
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从国内因素看，在商业利润的诱惑下，一些网络媒体忽视文化的社会效益；
从国际因素看，互联网突破了时空边界与意识形态封锁，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各种思潮通过网络传播，冲击着中国民众的思想，冲淡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能力，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下降，危害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进而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四、宗教渗透对中国社会主义信仰认同构成威胁
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并举，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态势愈演愈烈。
举例说，2013年多起暴力恐怖事件共同的特点就是暴徒均为宗教极端分子，事前有组织地开展地下讲经班，观看宣传宗教极端和暴恐内容的音视频，传播宗教极端思想。
宗教渗透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我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应采取的对策 : 如前所述，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也不会改变，意识形态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因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有效的策略。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程
1986 年 9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的指导思想；1992 年 10 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1995 年 10 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指出，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都必须贯彻重在建设的方针，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导。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更要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程。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程，首先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容、方式也在不断地变化。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那天起，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就从未停止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也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企图彻底扼杀社会主义一样，在意识形态上精心策划，不断变换策略，以实现他们的目的。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后，社会主义作为历史上新生制度处于资本主义势力的强大包围之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首先挑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扼杀和理论否定。1946 年 3 月 5 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挑起冷战，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陷入极端。在没能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于“摇篮”之中，两种制度出现平分秋色之后，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企图弥合“铁幕裂缝”，寻求“意识形态合作”，发展贸易、开展技术合作和科学交流。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东欧一些国家改革声日渐高涨，从现象上表明社会主义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西方思想家认为否定社会主义的时机已到，再次对社会主义“划线”与疏远。面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攻势，社会主义积极应对，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在资本主义企图寻求“意识形态攀亲”之时，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由于长时间对抗一时转不过弯来，没能因势利导、淡化对抗、开展对话、改革开放，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自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反斯大林后，苏联党和政府日甚一日地长期搞自我否定，导致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大力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国际政治新思维”；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反共思想自由泛滥；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否定现实社会主义；鼓吹人道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陷入混乱，再加上西方“和平演变”的强大攻势，最终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质。当今世界由于社会化、现代化、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世界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增强，西方国家对我国搞“和平演变”的途径和方法已有所变化。我们应当密切关注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变化，关注国际上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动态，用创新的精神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江泽民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精神，善于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还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有人借口意识形态工作为经济工作的服务性，片面地认为意识形态工作者也应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结果致使不少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纷纷转行，直接影响了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稳定。在现代条件下，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人的主体性意识空前增强和提高。科学技术发展使人们在同一平台上平等地接受和获取信息资源，这更突显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新时期党的宣传工作要始终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着重抓好“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四项重点工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必须建立一支政治强、纪律严、业务精、作风正的又红又专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使之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反渗透、反颠覆的坚强战斗队，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科学看待文化全球化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能够全面、综合地反映一个阶级、国家、政党的性质、面貌和利益关系；它能够把多种意识形态整合起来，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它能够为我们提供认识和解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协调文化活动的发展。因此，从意识形态上认识和解决问题，就是从总体上、全局上解决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会遇到来自多种文化的挑战，如果忽视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导引，就会模糊共同的价值取向，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是不可能同它们的棺材一起埋入地下，它 们必然要在人类社会中腐烂发臭，毒化人的精神、危害人类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就要去占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同时，一定要科学、理性地看待文化全球化。首先，吸取精华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发展过程，也是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的过程。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深层次内容，同样要面向世界，接受其他文化的渗透和挑战。其实早在建国初期，我国就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了更明确的阐述：“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尽管这一方针是针对“人民内部矛盾”而制定的，但在全球化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应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选择、吸纳和借鉴西方意识形态中对我有用的部分，用以丰富、充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然，这种借鉴与吸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前提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同时，我们也要向世界广泛传播我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其次，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发展。文化产品承载着一定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发挥文化的教化、激励和导向的功能。这就要求大力解放和发展文化艺术生产力，推动文 化产业的发展，繁荣文化艺术生产。我们的文化艺术要努力反映人民最深刻的心灵呼唤和时代最迫切的前提要求，生产出更多的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艺术精品，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不言而喻，如果没有自己民族的、自己国家的文化产品，特别是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精品，如果我们的文化产品不能走进人们的生活，不能引领我们的精神世界，那么，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加强理想、道德、信念教育
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认识到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不能否认，在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单位和地方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正在蔓延，一些旧的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仍有一定市场，消极、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在一部分人中颇为流行，甚至一些党员干部也经受不住考验而堕落腐化，成为权力的奴役、金钱的俘虏。这些现象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事业是极其有害的。它们在人民中间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的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国产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与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大国企图“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遥相呼应，严重毒化了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危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辟意识形态建设的新空间和新渠道
在冷战时代，国际传播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未见削弱，反而日渐加强。各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为主的“软力量”的较量已经胜于以经济、军事为主的“硬力量”的竞争。针对全球网络传播的特点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采取一些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有效政策。
首先，要顺应全球传播时代的潮流，树立全球意识，制定全球战略。冷战时代，国际传播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内外有别”的原则。网络媒体“海量信息”和多渠道的优势使“内外有别”的政治失去意义，网上没有了“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的分野，任何一条信息都是全球性的。所以，在一些重大的、敏感的和突发性的报道中，应该给网络媒体制定一些比传统媒体更为宽松的宣传政策，并且及时通过网络媒体将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传播出去，掌握全球传播的主动权，树立在国内外网民的威信。
其次，充分发挥网络媒体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中，我们应借鉴美国的作法，将“意识形态”通过包装渗透在传播的各个层面，让受众自觉和不自觉地认同。我国媒体应学习国外同行的经验，找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媒体，又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与西方争夺话语霸权，从而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全球“软力量”的较量中掌握主动权。
五、以国家利益为重，正确对待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维护本国社会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意识形态利益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在国家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利益的要求要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并不经常处于重要地位。两次世界大战首先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的。相似的意识形态丝毫未能减弱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冲突。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虽然没有发生军事对抗，但始终存在矛盾和冲突，它们的国家关系之间所表现出的斗争性远远大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中苏关系的发展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有着十分相近的意识形态，这曾经成为两国一度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基础。50 年代后期提出一系列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两国关系恶化直至挑起武装冲突。相近的意识形态因素在近30 年的中苏关系中的作用显得苍白无力，其原因在于苏联寻求霸权主义利益和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尖锐对立。
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全世界的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新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在国际交往中更加突出了经济和科技的极端重要性，各国越来越把发展本国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放在首位。邓小平根据这一系列新情况适时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情形下，进行国际交往和发展国家间关系必须改变思维，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
但是在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一方将以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另一方则需要维护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使之取得世界政治的绝对支配地位。这种对抗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邓小平在 1989 年 9 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资本主义想消灭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加强意识形态攻势。邓小平认为，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势，当然要有足够的警惕，与之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但主要是心中有数，着重内部教育，切不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乱了自己的方寸和步伐。尽管某些西方国家如何强化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我们还是要坚持广交朋友，不依意识形态定亲疏，加强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展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坚持传统的经济体制——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使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得以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但是，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这种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纯粹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的作用，使经济发展失去了活力。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致使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陷入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没有总结经验教训，把经济改革当作中心任务来坚持下去，没有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导致人们失去对社会主义的向心力。
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这一正确的路线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甚至不断强化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损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意识形态工作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与科技竞争成为现时代国际斗争的主要领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冷战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遏制以及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入侵的同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忙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无暇顾忌经济的发展，因而丧失良机，在全球化中被抛弃。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是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在坚持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才是根本。
第二篇：中国周边局势分析以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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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局势分析以及对策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全面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对于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及特点分析
一、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首先，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各国人民下定决心维持和平，以使后代免除战 争的浩劫。其次，核
武器的大规 模杀 伤力和威慑力足以将地球毁 灭很多次，因此谁也不愿意因打核 战争与地球同 归于尽。再次，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依存度提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进一步减小了爆 发世界性大 战的可能性。
二、传统安全领域中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
首先是局部冲突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尤其是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更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和变数。其次是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再次，主要核 大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力量，全球核
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这对世界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
三、非传统安全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战 争
首先是国际恐 怖主义问题。2012年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及袭击规模扩大;恐怖袭击方式令人防不胜防;国际反恐斗争中双重标准问题使得国际反恐阵线有破 裂的倾向。其次是环境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世人对环境安全的极大担忧。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甚至使部分小岛屿国家生存面临威胁。再次是金融安全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发达国家，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并引发了诸多--------------------------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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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及政治问题。最后还有愈演愈烈的贩 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 病扩散、肆无忌 惮的海 盗活动，以及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等问题，这些都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当前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的传统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
首先表现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目前，不少亚太国家普遍加大军费投人，加速军事战略调整，提高武 器和人员的作战水平。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对中国的安全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在各国军费开支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世界各国进行新一轮深刻的军 事调整与变革。其次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中国与周边多国存在领 土与领 海争 端，但由于这些问题涉及面广，历史与现实问题错综复杂，又有国际势力介人，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另外，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也给中国带来安全威胁。核
武器的垄 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到一个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时期，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 胁。
二、从非传统安全来看，中国也同样面临重大威 胁
三、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还须承担来自美国的压力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人，力图推动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美国在这一地区频频进行军 事演习，在强化日韩同盟与美印关系的基础上拓展与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同盟关系，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三边和多边同盟进行有力延伸。为了推进“重返亚 洲战 略”，奥巴马政府还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积极加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高调介人中国南 海问题，对中国的领 土问题指手画脚，试图遏 制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和领导力。目前，美国在中国周边加紧构筑针对遏 制中国的“C’’ 型军事包 围圈，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 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中国应对策略
一、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
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历史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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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崛起的进程。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本国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必将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努力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定，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力争获取更多发言权，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加快海外收购力度，壮大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从国内来看，要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也重创了其软实力。这说明美国模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患。当然这里既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和社会、文化上的问题。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普世价值影响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大降低，而以政治和社会稳定、渐进改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注重实体经济等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则经历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当然，中国在软力量建设上还应继续培育自己的核 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及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
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中美关系。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并没有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人和外国市场的准人。I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均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倘若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也将严重受挫，甚至难以实现。因此，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总体比较顺利，在许多问题上中国秉持了务实灵活、温和求实的原则，这确实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韬 光养 晦战略，但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两国今后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经济、文化领域--------------------------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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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存在不可避免的摩擦，但无论出现怎样的矛盾，中美关系都不会全面恶 化，两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分 歧。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等历史遗 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进人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三、努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目前，主要战略力量围绕国际格局调整转换中的权利重新分配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较量空前激烈。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有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但这一体制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而应该积极参与，推动改革。对中国来说，要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并善于抓住机遇，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变革，确保变革过程的稳健和结果的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
由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再加上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不像政治权力再分配那样敏感，因此，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首先从经济层面人手，通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更好地维护和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要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使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特别是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扩大中国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话--------------------------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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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此外，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还有助于防止中国被视作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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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反恐形势的局势和对策
中国反恐形势的现状和对策
一、我国恐怖主义袭击发展形势分析
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及其破坏活动成为影响世界安全与稳定的一个突出因素，被人们比作“21世纪的政治瘟疫”和“21 世纪的幽灵”。当代恐怖主义的特点表现为：一是恐怖主义的恐怖活动日趋政治化，常常以分裂国家和达到极端民族主义要求为目的；二是恐怖活动主要有秘密和公开两种形式，但具体方式日益多样化，包括爆炸、暗杀、绑架、劫持飞机或人质、施毒、危害计算机系统和公开打砸抢杀等；三是恐怖活动呈现跨国化趋势，恐怖主义往往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其活动范围涉及多个国家；四是恐怖组织日趋严密化，当今的恐怖活动大多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甚至拥有较大规模的非法武装；五是恐怖工具和手段日趋先进；六是恐怖活动危害日益严重化
目前，恐怖主义在我国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演变趋势。1.从边疆向内地不断渗透
如果说之前人们认识中恐怖袭击一般都发生在新疆、西藏等遥远的边疆地区，那么北京金水桥、昆明火车站等事件则显示出恐怖袭击已不局限于某些特殊地区，而是逐渐向内地渗透。任何人口稠密、安防可以被突破的地方，都有可能受到袭击。恐怖袭击有转向常态化的趋势，恐怖活动短期之内难以根除，全国范围内反恐压力增大。
2.恐怖主义威胁的来源复杂化
包括昆明3.01事件和厦门公交车爆炸案等一系列恶性暴力事件表明，我国反恐工作的打击对象同时包括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以及本土反人类反社会的极端暴力分子。前三股势力目前已经形成合流，并渗透到新疆，通过使用毁灭性手段，不断制造危害人民群众的恶性暴力事件，制造恐慌和社会混乱，制造民族仇恨，从而实现分裂国家、传播极端主义思想或其他政治目的。同时前三股势力也有可能利用后一种暴力分子，使反恐工作面对更复杂和严峻的形势。
3.我国恐怖主义活动是在国际恐怖活动处于活跃上升期的背景下发生的 最近十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遭受了恐怖主义的威胁。而我国境内的恐怖势力在境外势力的背后支持下借机煽动族群对立分裂，制造民族矛盾，搅乱我国正常和平的发展局面。在境外的某些组织势力受到国际第三方资助。西方国家在人权等问题上长期存在双重标准，对某些企图分裂中国的势力一直纵容。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受恐怖主义威胁升级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也增大了我国反恐工作的难度。因此，我国反恐工作不单需要全国性视野，也需要全球性考量。
4.恐怖袭击的手段方式趋向多样性
近年来，恐怖主义活动不仅由边疆渗透至内地，袭击对象也由最初的政府机关、公职人员，转向城市公共活动中心、公交运输系统和普通平民。由于我国对危险品有严格管制，因此现在的作案工具手段也由枪支、炸弹扩展到汽车、砍刀等武器，恐怖分子往往根据能利用到的工具材料就地取材，但杀伤力却依然很大。同时，参与实施恐怖袭击的人员也更多吸收了平民。这些变化使得恐怖分子在普通人群中更容易藏匿，使恐怖袭击更加隐形和难以防范，大大增强了反恐的难度。
5.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使恐怖主义活动增加了技术含量
在当代，随着交通、通讯等各类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社会的到来，人员的流动性和信息传播的迅捷性均显著增强。因此恐怖分子各地流窜、策划联络等也更加容易；因信息传播速度和覆盖面在现代社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力也随之提高，其造成的恐慌和负面效益将波及更加广泛的人群。
二、当前中国反恐形势的
1.加强反恐意识，建立国家主导、全民参与的全方位反恐格局
与前些年站在反恐前线的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的反恐意识还比较薄弱。民众普遍感觉恐怖袭击距离自己生活比较遥远，对恐怖主义活动缺乏警觉和防范心理，面对恐怖袭击和其他暴力事件普遍缺乏应对能力。对此，政府还需要对全民深入进行公共安全危机应对教育。提升反恐意识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公民都应具备的责任和意识。除政府外，我国民间社会包括媒体、学术界、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应该强化反恐意识，提高应急能力，不断缩小恐怖主义活动在我国的活动空间，从根本上防患于未然。恐怖组织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其活动手段灵活多样，除需要国家主导的由政府机构展开执行的各项反恐行动外，还特别需要来自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参与。通过发动人民群众，对全民进行反恐教育，提升警觉意识，使民众具有一定的预防和甄别能力，一旦遇有异常情况能主动及时向政府机构报告，建立起畅通无阻的警民合作机制。只有依托国家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有效动员，才能建立具有积极防御和快速反应能力的全方位的反恐体系。
2.完善反恐立法，健全反恐机制应吸取国外成功经验和教训，加快专门的反恐立法进程，以法治思想依法进行反恐工作。目前我国在反恐立法方面还存在一定制度性缺陷。2011年出台的反恐决定，作为第一个专门针对反恐工作的法律文件，在我国反恐立法领域迈出了第一步，后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善。反恐工作涉及多个部门的联合行动，我国亟需完备的专门反恐法案用以协调统一全国各部门、各地区行动举措，减少反恐薄弱环节，增强对恐怖活动的打击力度，为反恐事业提供切实有力的保障。由于现代高科技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恐怖分子相互联系、策划，准备恐怖活动的方式和人员流动也越发灵活隐蔽。而我国又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很多，单靠地方公安机构打击恐怖势力是不够的，需要建立、健全一个直属中央的全国性公共安全机构，用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和全国性犯罪，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在重点城市和地区普遍设立国家安全应急预案，防止暴力事件升级。
3.加强反恐科技应用，强化互联网管理 注重加大对反恐工作的科技投入，建立跨部门的反恐科技工作构架。加强对互联网使用监控。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普及，互联网产业不断发展，互联网空间涉及我国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安全与管理对国家安全战略越来越重要。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大数据技术展开反恐工作。互联网技术广泛提供了涉及交通、购物、通话、视频、聊天记录、网页浏览、电邮地址等各种信息数据，极大地提高了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整理的便捷性。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可以有效进行情报搜集、预警和排查破案，提高反恐能力，降低反恐成本。
4.注重源头治理，彻底清除滋生蔓延恐怖主义的土壤
面对恐怖主义活动，目前世界很多国家除采用强硬手段严厉打击外，还注重综合运用社会、经济等手段，以彻底清除恐怖主义容易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在反恐斗争中，应当注重从社会、经济和文化根源上应对恐怖主义。首先应通过法治手段减少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发展，保障社会各阶层、各族群的平等政治参与。其次使用经济、教育等手段提升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底层人口素质，提高其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增强其造血功能，为人民实现安居乐业提供条件，缩减社会各阶层差距，减少社会矛盾激化的可能。以更开放的文化交流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和睦交往。实事求是改进民族政策、媒体宣传策略，妥善处理好民族、宗教关系。坚决反对非法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的传播。在尊重多元文化和多种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全方位的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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