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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书报告极品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书报告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不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来评判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阶级斗争与互助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等，李大钊都做出了自己的论证，反映了其思想的敏锐闪光之处，显示了其特有的理性。并在最后提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表达了对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期望。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第四部分中提到：“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最为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化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现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这段文字在上引布丹氏的《从最近的批评看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对经济因素的分析相当一致：“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唯一的物质因素，原因在于，它是唯一能够变化和发展的物质因素，因而是唯一能够引起马克思所谓的“上层建筑”之中 发生变化和发展的因素。”这表明，李大钊非常认同唯物史观的要领，即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为了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李大钊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他说道﹕“只不过打着这些旗帜互相争战，以图压服他的反对阶级，而保自己阶级经济上的利益就是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
对于这一观点，我也非常赞同。市场经济就是看不见的手，而政府制定的法律则是看得见的手，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1776年在《国富论》中提出，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利益，受“看不见的手”驱使，即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这主要依据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理性原则，以及由经济人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这些选择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着每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购买的决策，生产者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做销售决策。市场就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根据价格的自然变动，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这时的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决策，而法律只能作为政府管制的手段之一，法律的力量绝不能影响经济发展的趋势。
李大钊还在书中写道：“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并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语预言，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且巨的生产力„„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而无产阶级终将战胜有产阶级。”
对于这一观点，我不完全赞同。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包括作为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要消灭是的是三大差别，要消灭的是阶级差别，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资产阶级在我国，在现阶段不但不可能消灭也打不倒，也是不能打倒的。在现阶段资产阶级有其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一面，但更有带动经济发展的一面。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我国社会的四大阶级，是社会的支柱当前我国贫富差距太大，这个问题要解决。一方面，我们不能消灭资产阶级，不能消灭资本，但我们可以节制资本，坚决打击一切奸商、官商勾结的腐败分子，绝不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承认，在马克思时代，他们看资产阶级与我们今天看资产阶级有天差地别。历史已经过去160多年，历史证明了资产阶级最终没有自欺欺人，并且不同程度地确实给本国的无产阶级带来了“良好结果”。不说别的，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允许组建民间团体，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工人们有自己的“娘家”如“劳联”“产联”这样的工会组织，反而比无产阶级社会的工人活得更有尊严也更滋润。最能证明资产阶级伟大的一点是，当他们真正成为一个阶级之后，即把自己这个阶级也放在接受批判的位置上，哪怕是出现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顽强地要消灭他们的对立面，发表和出版了一篇篇要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的著作，事实上也还是容忍了，而这在后来的无产阶级社会却是难以想像的。
读罢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发现，李大钊除了从时间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部分外，又按内容把它划分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经济论三部分。阶级斗争是与唯物史观和经济论并列的内容。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李大钊第六部分中详细叙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明确指出：“这样看来，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 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李大钊的观点是非常具有高度的。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李大钊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些内容，我们不能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已经给予正确的认知。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从这误读中也能进一步凸显出李大钊思想的先觉与深刻。他敢于独立思考，率直指出马克思学说中存在的“偏蔽”，他说：“„„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但在这之后，李大钊为之解释“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但是他那唯物史观，纵有这个夸张过大的地方，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就是这个，已足以认他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小小的瑕疵，不能掩了他那莫大的功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初创时期，李大钊能相当敏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某些“偏蔽”，强调新文明的建设既要进行物质的改造，也要进行精神的改造，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说明当他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不盲从，而是对马克思的学说采取了科学、认真和求实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文发表不到一年，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此文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一场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转播的论战拉开了。很显然，胡适的文章是针对李大钊主张的马克思主义而来的，他认为“主义”是“空 谈”，是“阿猫阿狗”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主义”是“进口的”，“没什么用处”，谈多了是“很危险的”。而李大钊是深谙马克思主义精髓之人，他分析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并从经济史的角度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劳动为尺度、以人性的复归为目的的实现“政治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现实运动”。这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最后，可以看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背后有着丰富的文献资源作为支撑。而这就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着博大的胸怀，他们眼睛盯着的，是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并从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营养。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而言，李大钊的这样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意识，或许比其文章中的具体的文字更为重要，这是更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
2014.4.3
第二篇：马列读书报告
关于武则天——
读《武则天——女皇之路》后的心得报告
最近读了一本人物传记，是萧让所著的《武则天——女皇之路》，由此产生了一些关于本书的看法，如有原书作者观点有冲突，纯属个人想法。本书从武则天的少女时代讲起，讲述了武则天在等级森严的中古时代，如何以商人之女成为一国之后，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王朝，如何以女子之身君临天下。武则天出生商人之家，本来凭她的出身是与宫廷无缘的，但由于其父武士彟的独到眼光及敢于一搏的精神，是武家跻身开国元勋家族之一（支持李渊起兵）。贞观十一年，天子以其才慧征召武则天入宫，她对母亲说了那句很著名的话“见天子焉知非福”，那时的武则天仍只是个14岁的天真烂漫的少女，这话很可能就是一句普通的临别赠言，安慰母亲“我会过得很好，不要为我担心”，这时的她，只是一个单纯的好女儿。
自武则天进宫之后，所走的路并不顺畅。不受宠是她另谋出路，由太宗的妃子变为高宗的情人，从幽闭宫中到未来的叱咤风云，她为自己的人生描绘了一条康庄大道。成为三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天子宠妃之后，武则天所想的并不是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而是如何正位中宫。
这时武则天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宫廷生活，学会尔虞我诈，学会心狠手辣，未来目的可以不顾一切。正如她登上后位的代价——杀死自己刚刚出世的亲身女儿安定公主，更何谈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对自己的儿女媳婿各种残忍手段，或许，为了登上最高点，就必须冷血无情，不让情感左右自己吧。除却残忍手段，武则天能成为天下第一人，凭借的自然还有聪明才智。武周王朝，是武皇的毕生心血所在，她不仅贪恋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她大力推广制科取仕，首创殿试，开了皇帝亲试举人的先河。同时开创武举，以示文武并重，以此开拓了一条获得人才的门路。积极宣扬佛教，力挽狂澜的改变了穷李唐三代之力造成的道先佛后的局面。
纵观全书，武媚的一生十分精彩，她的从政之路血腥残忍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留下了各种真真假假的记载和传说，但是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女子，谁又能理解她独坐高位的孤独与悲哀呢？个人与历史，瞬间与永恒。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角色扮演。时光悠悠，千年转瞬即逝，一朝而亡的武周王朝显得那么的短暂，尽管那是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心血。在无尽的时空中，她的女里，她的挣扎，她的辉煌，她的悲欢也只是历史一个小片段而已。然而历史终究呈现，她曾于世上，改变过世界，正如本书最后的一首小诗：
天命自我有，无字碑在，任尔评说千载； 素手握乾坤，紫宸殿上，女帝唯我一人。
第三篇：马原读书报告
《共产党宣言》读书报告
在高中历史课本中，《共产党宣言》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知识点。我们不厌其烦的背诵它的背景、内容、影响、意义，但直到进入大学的第三个学期，我才猛然发现，即使对于这篇文章的一切有关史实都曾倒背如流，我却从来没有完整地读过这篇文章的原文。所以，我就是带着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心情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的。
《共产党宣言》共有序言在内的五章内容。系统、清晰地论证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观点，由马克思执笔写成。而宣言本身，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起草的纲领。
在最早的1873年德文版序言中，除了简要说明撰写宣言的过程目的，介绍一些不同译本之外，马克思还特意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但“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原理是具有长期指导价值的，而实际的运用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也从一方面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开始，首先描述了当时欧洲大陆的时局情况：共产党与共产主义被压迫和抵抗。但也正是这种被当时旧势力所抵抗的这一事实说明，共产主义的地位被从反面确立了。作为一种新思想，被旧势力所重视并恐惧，正体现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故宣言的第一句说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这个词恰如其分的形容出了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状态和特点：隐秘而令人不得不设防，游荡（传播）迅速不可阻挡。可以想象，在当时阅读宣言环境中、号召群众的目的下，这样的开始无非是精彩又振奋人心的。从这一层面来看，《共产党宣言》作为政治性文件，也有它的文学语言魅力。
第一个大标题是“资产者和无产者”，宣言鲜明的提出这两个阶级，并从这两个阶级入手，清楚地阐释了永恒不变的呢（至少是到现在为止永恒不变的）历史真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古罗马到封建社会，再到资产阶级社会，宣言一步步剖析了“阶级斗争”是一直存在的，这一内在规律仍以周期轮的形式在顽固地进行着。尤其用了很多笔墨来解释当时的社会阶级情况以及成因（尤其在经济方面）。而在这一章中，给我最大触动的是以下这段话：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段话我曾在文学课上听老师提起过，当时大家都纷纷猜测它源于哪首诗歌或是哪篇散文。当答案揭晓时我们都是惊讶的。这次完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联系起上下文再重新审视、欣赏这段话时，我又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震撼和直击人心的颤动。短短的三句话，概括了一切经济文化甚至政治背后的暗流涌动。我们的社会突然动荡的如此之快，以至于一切美好都经不起这样的速度而被破坏，以至于人们的思想顾不上很多需要被考虑的东西，以至于整个世界都变得极度的好又极度的坏。
第二个大标题是“无产者和共产党人”，这一章解释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上一章中那样的“压迫与被压迫”的斗争关系，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这一章的末尾，宣言提出了“最先进的国家”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其中不难看到我国已经在实施了很大一部分。如对银行信贷的掌握、交通运输的垄断，这使我想到我国也在不断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如今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理论创新、管党治党多个方面都有总结和收获。
初读《共产党宣言》，可能我在很多方面了解的不够透彻、不够到位，但这一次“管中窥豹”，也使我受益匪浅。我深深感受到，共产主义从当年的一个飘荡在欧洲的幽灵成为现在祖国大陆以及更广阔的地方的努力目标，是多么伟大的过程。作为当前人类文明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星，它会指引我们走向远方。
第四篇：马原课读书报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读书报告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读书报告
马克思作于1853年6月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主要论述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中国农民革命，即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欧洲的影响及其对欧洲革命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之最主要因素在于其对欧洲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影响，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影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这个巨大市场间的利益联系遭到了农民革命的破坏，因而这场破坏必将在其它各种关联因素的带动下在整个欧洲引发一场更具危害性的大规模革命。马克思在文章中说道：
“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它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
他以“两极相联”的辩证主义理论作为引入，首先分析了中国农民革命爆发的原因，继而以中英之间的主要贸易——茶叶贸易为例，并在深刻分析英国工业现状及欧洲大陆当时社会秩序的同时，详细阐述这场革命将会通过英国对欧洲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最后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分析得透彻而令人信服：“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
鸦片战争中英国用先进的大炮强行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天朝上国万世长存的信仰随之成为炮灰，人民对他们奉为神明的天子也不再顶礼膜拜。除了鸦片贸易造成的大量金银外流之外，巨额赔款使清政府不得不把压力分摊到百姓头上，加之外国工业品流入对本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巨大冲击和行政机关的腐化堕落，苛捐杂税使下层民众的生活到了不堪维持的地步。即使习惯了封建制奴役的中国农民被逼到死角之后也不得不奋起反抗。此外，我非常赞同马克思对中国革命必将对欧洲革命产生影响的原因的论述，即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市场的巨大联系使得当中国市场因农民革命骤然缩小时，英国经济利益也必然受到严重破坏，这种破坏将由作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英国传递到整个欧洲大陆，并在当时欧洲大陆各国严峻的社会情况下产生爆发式的影响，从而点燃整个欧洲的政治革命。
他在文章中指出：“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现在，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所以，当中国市场因农民革命而产生剧烈变动并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不可避免的重要影响时，“虽然利益攸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它到一定的时候会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前面预言过的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并且，由于英国工业自1850年以来发展迅猛，当繁荣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市场的扩大仍旧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
然而在马克思对于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的期望值上，我却是不赞同的。他认为中国此次的农民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是决定性且必然性的，这种影响会扩大到整个欧洲。虽然随后的历史上欧洲确实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革命，但与其说这是源于中国农民革命的影响，我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而中国革命，在这些遥远西方国家的革命中，虽然确实通过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绝对不是决定性的，且在一定程度是起到了一种“声援”的作用。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中国的这场农民起义的结局并不如马克思想象的那么伟大。当时马克思所持的观点是“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而太平天国运动最终由于自身的腐化堕落及在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的联合压制下以失败告终了。也就是说，中国这次革命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以及时间长度上都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期望的地步。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虽然看到了当时进行得轰轰烈烈的革命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但他却忽视了千百年来封建社会制度下传统的思维方式及思想传统对中国农民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而恰是这些早已被内化了的影响使得马克思的结论竟似乎显得武断。
“小富则安”“富则求乐”几乎是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习惯了受压迫的中国农民的历来品性，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们在占据了一定疆域以后便开始懈怠，纵情享乐的原因。而且，早已深深植入中国人民灵魂的阶级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一旦开始拥有领导权，便开始产生权威，随之在中国王朝上演了千百年的争权运动便悄悄在那个才刚开始形成的农民起义领导组织内部展开，也就注定了这一伟大革命的消亡。此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封建王朝亘古以来不变的规律，而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似乎都不可避免地产生造成这个王朝走向衰败的农民起义运动。然而虽是“自古英雄出草莽”，但出自草莽的英雄却往往不是最终主宰新的历史发展方向的人。也就是说，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短浅的目光、不切实际的领导能力、以及科学战略的缺乏，使得最终真正掌握新国家政权的人都不会是曾撼动了前朝政权的农民。而19世纪50年代在中国爆发的这场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巅峰的太平天国运动也确实是一场发生在了行将必亡的末期的清王朝的一场农民运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这一规律的影响。再者，想想该起义的领头人，洪秀全，一个科举制度下的失败者，以及其领导的众多或农民或潦倒知识分子的起义者，想想他们在清朝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或许也可以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与清王朝的血腥对抗理解为一种并非寻求解放而是伺机复仇的快感？
任何历史事件的开展都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其必然性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而偶然性，也就是事件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同样对事态的发展存在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的思考不仅需要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透彻把握，也需要对事件发生的具体社会背景，尤其是思想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读书报告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读书报告》
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 在分析人们创造历史时对参与历史活动的诸多影响因素时，历史唯物主义将其划分为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社会历史中的客观条件指的是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人们在历史活动中所凭借的、不以人们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全部条件和对象，包括主体活动的现实环境、历史背景和活动指向的对象；社会历史中的主观因素指的是活动主体，即个人、阶级、政党、人民群众，其影响作用通过其主观能动性即意识、觉悟、能力、组织性等等。在研究题述问题过程中发现，对于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能动性这一问题，论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最终发现，两方面的争执竟然出现在“决定”这一概念上。片面地去按照自己对这一名词的理解分析问题，很容易就走了极端，犯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诟病。马克思主义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出发：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了其他一切活动。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哲学、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都是社会各阶级之间斗争的表现；而这一些阶级的产生、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都是由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所制约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21页）而生产关系的进步是不可能同步的，所以束缚关系的产生是必然的。这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历史进程中，经济基础的不断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生产力的既定状态下，就会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这些由上一代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既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新一代人来说就是他们进行历史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就是历史活动中的客观条件。对于新一代来讲，不仅其活动要受制于历史活动中的客观条件，而且其自身也是这种客观条件的产物，这包括心理、意识等等。所以，主观能动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挥，才能从事自觉创造历史的活动。西方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试验失败，正是由于其主观能动性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由上面论述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历史中的客观条件为人们的历史活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限制性，因而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对这种方向性有清楚的认识，才预见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经济、文化等上层建筑，当时有人攻击其为“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指出：“这些先生们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86页）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了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从来没有对经济因素作唯一性的判断。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结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7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指出的“参加者”头脑中的理论和观点实际是其主观能动性的根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给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定义，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思想，包括上述的“理论、观点”和路线、计划等，即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做或行动即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当然，我们论及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并非恩格斯所比喻的平行四边形单个分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78页），而是整体上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正如上一节论述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某一些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但是，正如恩格斯强调的那样，这种决定作用是表现在“斗争形式”等方面的。按上文关于路的比喻，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路的曲折性，如何曲折、曲折幅度等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在研究历史活动时，我们是决不能忽视这一种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有些学者的论述即由此展开把社会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帽子戴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头上。这是不科学的。从时代来看，毛泽东同志的意识里，是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的。正是抱着一种坚定的人定胜天的信念，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以弱胜强的革命伟业。而后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何就没有得到历史的肯定呢？就是因为此二者让人的主观能动性过于凸凹，对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没有适应的意识。在当代，我们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其实是改革开放带动了人民群众投入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实践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当前的科学文化普及、精神生活丰富等众多的上层建筑形态变化正是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了经济繁荣发展导致的。反过来，上层建筑的变化促使知识经济的概念深入人心，这必定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迅猛发展。仅此我们即可体会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之间的默契与不可分割。当然，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也对政治制度、法律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和挑战。这需要政府顺应民心，做好新的规划和及时的调整，促进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综上所述，“决定”本身是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的。客观条件中的生产力发展是对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具有方向性决定作用的，客观条件中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其他因素会由人的主观能动性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从而得到改变。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能够决定这种改变的形式与幅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对形式的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