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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孝经学习心得体会
这个学期我们学习了孝经，它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最喜欢的段落是：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和资於事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父以事母，而爱同。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 父以事母，而爱同。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 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 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 保其 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它们的意 这就是孝。它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 思是：这就是孝。它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和用奉事父 亲的心情去奉事母亲，爱心是相同的;用奉事父亲的心情去奉事国君， 亲的心情去奉事母亲，爱心是相同的;用奉事父亲的心情去奉事国君，崇敬之 所以奉事母亲是用爱心，奉事国君是用尊敬之心， 心也是相同 的。所以奉事母亲是用爱心，奉事国君是用尊敬之心，两者兼而有 之的是对待父亲。 国君就忠诚， 用尊敬之道奉事上级则顺从。 之的是对待父亲。 因此用孝道来奉事 国君就忠诚， 用尊敬之道奉事上级则顺从。
能做到忠诚顺从地奉事国君和上级，禄和职位，能做到忠诚顺从地奉事国君和上级， 然后即能保住自己的俸 禄和职位， 并能守 住自己对祖先的祭祀。这就是士人的孝道啊! 诗经小雅小宛》里说∶ 要早起 住自己对祖先的祭祀。这就是士人的孝道啊! 《诗经小雅小宛》里说∶“要早起 去做，不要辱及生养你的父母。 晚睡地 去做，不要辱及生养你的父母。”
孝经使我明白的道理是：我们很有必要继承我们所 应该继承的孔孟儒学所提倡的合理孝道，以使之符合当今的 社会道德规范并发扬光大!
第二篇：学习思修课的心得体会
先前带者一种得过且过的想法，现在在思想道德课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还没有站在上面说说自己的想法，谈谈自己的感觉，想想是失去了一次锻炼的机会。
其实从小学就开始接触这门课，真正说要有什么体会也是从大学接触这本书开始的，以前都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现在，我能感觉到他的重要性，而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
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当代大学生承担着历史重任，我们要适应时代要求，树立崭新的形象，理想是每个有抱负的大学生必要的前提，并要为之而奋斗，不能是3分钟热度。我们要追求真理，善于创新，德才兼备，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知行统一，脚踏实地。我们都知道，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他的道德人格必然会不断完善。
这本书传达了许多社会上的信息，比如核心价值啊，社会发展观等等，这让我对这些都有了进一步了解。
我们无论以什么方式来报效主国，都要自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名族精神和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学习，掌握报效主国的本领。只有把自己的真才识学同报效祖国的志向结合起来，始终如一的身体力行，才能为国家和名族做出应有的贡献，实现做一个忠诚的爱国者，的人生追求。
书上写者，人生需要认真，人生需务实，人生应乐观，人生要进取。在这一生中我们需要做的无非就是这些，以前不是没有迷惘过，完全不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做些什么，现在我所知道的，是如此之多，他充实了我的生活，我的人生。
第三篇：中国思想史
中国古代思想主线：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晋——由儒学衍生出玄学，佛教开始大规模传播 宋元——朱熹理学成为官学 明朝——王阳明心学成为官学 分支：
两汉——古今文之争（本质为士大夫和地主贵族之争）
两晋——玄学的三次演变（中央皇权和门阀士族之争），谍谱学的兴起（士族与庶族之争，一直延续到唐朝）
南北朝：与佛教的斗争（佛教与儒生、佛教与皇权之争）
两宋——理学与心学之争（学术上的讨论，不过有自己的政治趋向——鹅湖之会）
明末清初——异端的兴起（李蛰、顾炎武等人，实质是资产阶级萌芽与封建制度的思想斗争，后期则有对清王朝的斗争）
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亦即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第一个时期，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可以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可以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样，中国近代思想史便可以分为嘉道年间到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兴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四个阶段。
几乎国内所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其开端。但我认为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不仅人为地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外因决定论之嫌。它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对中国思想近代转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嘉道时期复兴的经世思潮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则为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正是在嘉道时期中国传统思想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近代尤其是晚清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详见拙文《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光明日报》2007年9月19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给经世思潮注入的新内容，主要是魏源等人于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嘉道之后，先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接着是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一次旧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并把中国传统的平等思想推到了极致。同时，它对西方新式武器的采用，尤其是洪仁?《资政新篇》的提出，又使它具有了一些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而兴起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就性质而言，是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同时也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正是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我们所谓的学习西方，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覆灭，则标志着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则说明，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还必须从西方学习更多的东西。于是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开始进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曾风靡西方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民权平等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并成了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前，人们要求变革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人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是传统的“民重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在西方，宣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掠夺和征服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服务的，但在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它则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正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而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便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方案。其结果，革命派提出的方案虽然战胜了立宪派提出的方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形式上建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存在，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辛亥革命的失败，不能不引起思想界的反思，于是有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人知道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开始其追求，虽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但却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因为新文化运动不仅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旗帜，而且就它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来看，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取向和思想主张，又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原则，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的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和社会平等自由的精神；科学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其次，西学传播进一步丰富和广泛。如果说1894年前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艺学”，亦即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政艺兼学”，而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那么，自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到中国。在传入的这些西方的思潮、学说和观念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学说、观念的传播，各种思潮、学说、观念之间的论争也是此伏彼起，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想派别。此后发生的思想文化论争，大多是在这三大思想派别之间进行的。
对于发生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矛盾的影响，而很少关注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有梁漱溟、杜亚泉等人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认同和提倡，但从社会的主流意识来看，受进化论的影响，人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因而对它持的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然而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成了鼓舞人们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所以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有胡适、陈序经等个别人仍然在那里提倡所谓“全力西化”和“全盘西化”，但社会的主流意识则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持的是一种认同和维护的态度。这与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好相反。与此同时，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华文化遭到摧残的严重时刻，思想学术界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视作是争取国家独立、复兴中华民族的斗争，同时也视作是保卫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斗争，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由此兴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各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结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当然，在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和斗争也始终存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成了人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和方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方案取得了胜利。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把中国近代思想史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主要依据的是我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我要强调的是：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二、所谓“存在决定意识”
依我个人之见，总的来说，思想史的框架，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突破，左的方面与与右的方面，这也是我长期与王先生相处，对他的思想的一个提炼。下面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来自左面的现代思想观念，即“存在决定意识”。通过教科书和庸俗的马家店的直接或间接的建构，这个观念实在是深入人心。但是似乎没有人去想想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迎合科技的负面的力量，火上加油。我有一个很长期的想法：本来，传统中国的意义世界是完整的，是可以提供人生的基本幸福感的，但是科技来到中国，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变化，以及人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存在”对“意识”的影响、改变、甚至操作与控制，不仅不能成为必然地“决定”人的意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理性，而且当这一大因缘决定着人的所有意识包括精神价值的源泉，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才行。但是正是在源泉、根本，这个问题上，“存在决定意识”，被浅薄化、被利用来作为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至上的理论护身。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空洞化，成为一物的崇拜的加速度发展的国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权力”和“金钱”就是最大的、最进步的，最能代表着人生方向的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决定着人的意识。我这里当然说的是中国一般人的思想状况。至于知识人，当然知道意识也可以决定存在的辩证法，但是第一，这只是附属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第二义的。其次，在科技、新社会、进步等大叙述的面前，知识人并没有多少自主思考的余地的。还是“存在”第一的。第三，什么意识可以不被存在简单决定掉，其实现代知识人了无资源可托，可以说是来无可藏身之地，去无可往之乡。
三、救亡与启蒙之外
这就要谈到另一个须要破除的思想框架。来自右面的思想即所谓启蒙主义。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国人最有名的一个框架，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至今，仍然是一个流行的、比较通俗的，解释力相当强的框架。譬如，我们就说矿难，一方面，肯定是对于生命的漠视问题。我在2003年写李杨《盲井》的影评，以为最后的了。可是0
4、05 不断出来。对生命权的麻木不仁，是启蒙不够。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存的问题，农民要生存，地方要发展，现代化的代价，农民也要铤而走险。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煤矿都封了。所以生存即救亡的逻辑也很强。启蒙与救亡时时在冲突，就像四川那个地方经常发生的因载人过多而沉船的事件。过河是必然的，死人也是必然的。“过河”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思想史的框架不仅要看他是否回应了中国的问题，不仅真实关心我们生活的时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分析，要多想想问题由何而来。如果只是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其实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对这个框架的修正，如以下两点：
一，这个框架中，启蒙是未经反省的，可能也是需要进一步修正，即反思理性。
二，这个框架中，也有一个缺失，即中国文化传统的缺席，中国文化的全盘破产，这个前提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其实这两点是大家都讲到的，我就不说了。我补充一个新的意思，我认为其实二元是不够的，大家都还没有多想想，有没有可能这个二元的框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还应该增加一元，即三元，三元，可能才是思想不停留在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
那么，除了救亡、启蒙而外，还需增加什么呢？我称之为“正本”。正本，“正”就是端正，挺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的“正”。“本”，就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有些东西也启蒙相关相重叠，也有些东西是启蒙不能代替的，也可以校正启蒙的过于“解放”的局限。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传统与宗教哲学，很大程度，都是正本的系统。孔孟老庄释氏，不仅是忧世，而且忧生、忧万古之人心。苏格拉底的思想绝不仅是为了雅典的民主城邦。康德“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也不仅是为了解放人的现代性。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也不仅是为了颠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韦伯的操心，也不仅是理性的胜利。具体说，正本的系统，就是要做中西方关于精神价值的尊重、发扬的大文章，重建中国政治与道德的基础，为现代中国固本培元。也就是，回应“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大理障，建设性地开发出一种关心：如果不甘心、不屈服于“存在”如此独断地“决定”着“意识”，那么，究竟什么可以建构我们良性的、开阔的、四海为家的、自由的意识？什么可以使我们免除悲观、危机的忧患？什么可以作为此种意识的自主
课程章节目录
专题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题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期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理论和方法
专题二：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二）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加深了解的几个内容
（三）学术界的主要分歧
专题三：各种三民主义思想
（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二）戴季陶主义
（三）改组派的三民主义
（四）胡汉民的三民主义
（五）叶青的三民主义
（六）蒋介石的三民主义等
专题四：中国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二）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三）自由主义的几个个案研究
专题五：现代新儒学
（一）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
（三）现代新儒学的几个代表人物
（四）对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