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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案件调查报告
近年来，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各地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广泛使用同步录音录像，这在刑事诉讼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不过，它的使用也引起了相应的问题：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它所产生的证据的法律性质是什么？笔者试就上述等问题略述己见。
一、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依据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同步录音录像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的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同时采用录音、录像的记录方式；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搜查的时候，在必要情况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录像。这些规定是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应该是视为同步录音录像的直接法律依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来看，第42条第2款规定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七种证据；相对应的也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七种侦查行为，上述七种侦查行为除通缉外，都是刑事证据产生的直接形式，可见立法者为了保证刑事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合法性，专门就收集证据的侦查行为作出了特别的约束。但由于视听资料作为刑事证据中的一种，是新生事物，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对其收集程序加以规范。但是没有对其规范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它恰恰因为缺少规范性收集程序，导致侦查机关各行其是，公诉和审判部门各有标准，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司法不统一。
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将警察侦查行为划分为五类，把在警察局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录音直接规定为侦查行为。虽然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为侦查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上，还是从立法意图来看，同步录用录像都属于一种侦查行为，是具有法律意义的。
由此可以得出，检察机关采取同步录音录像是一种诉讼行为，是一种侦查行为，是为证实案件事实，以记录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扣押、搜查过程为手段的侦查行为。当然由于法律效力的问题，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亟需对它的取得方式加以总结、规范，并与审判部门达成一致，最终使依据该规范产生的视听资料在程序上具有合法的特性。
二、同步录音录像所取得的证据性质问题
有人认为同步录音录像在检察机关办理的自侦案件中，只是起到配合证明供述或证言笔录内容的“三性”中的客观性和合法性的作用，并不能单独作为一项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其所证明并追求的是程序正义，因而它不具备视听资料的特点。但可将其视为言词证据、物证、书证等其他类证据的附属资料，与其共同形成一证据种类。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有必要区分同步录音录像与一般录音录像的不同，视听资料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法律规定，可以明显看出七种证据是并列关系，不是包含关系，视听资料是独立于前六种证据的。现在不少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对证人作证时进行录音录像，用以固定证据，虽然是以视听资料的形式出现的，但所形成的资料应该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证据一类的，与书面笔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而同步录音录像是对过程进行记录，不仅仅专门针对证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它还包括对当时的环境、检察人员行为等进行全方位的、直观的、不间断的进行记录。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同步录音录像形成的证据归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前六种证据。
其次，诚然同步录音录像主要是追求程序公正，一般所形成的资料和供述或证言等书面证据一起形成完整的证据，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不能单独作为一项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它同样能间接地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或部分事实，具备视听资料的特点，可以单独作为一类证据当庭质证。
从现行的法律来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对视听资料进行了解释并规定了在侦查过程中可以由检察人员或检察机关指派有关人员制作，与案件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关的录音、录像、照片、胶片、声卡、视盘、电子计算机内存信息资料等就是视听资料。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同步录音录像所形成的资料是视听资料的一种，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
三、完善与发展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建议与对策
（一）制定录音录像的操作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询问被害人、勘验、检查、扣押书证、物证、鉴定的程序，涉及由多少名什么人进行收集、收集前表明身份、如何作记录、记录完毕由谁在笔录上签名、被收集人对收集的证据有异议的如何处理等细节问题，为收集除视听资料以外的六种证据提供了操作的程序规则，但对于视听资料的收集程序、内容要求未作规定。
从国外来看，从1991年开始，根据英国内政部颁布的《录音实施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带。在开始录音时，要求说明被讯问人的.姓名，讯问人和在场人的姓名与身份等。讯问结束后，当即将一盘录音磁带封存，标签上要注明录音的时间和地点，并由被讯问人签名；
另一盘则供以后在诉讼中使用。如果后来在法庭审理时，当事人对警察提供的录音带所记录的内容提出异议，则由法官主持，将封存的那一盘录音磁带调出，当众拆封播放，同警察提供的录音磁带进行核对。近来，英国警察机关根据《录音实施法修正案》的规定，在进行讯问时，除了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带外，有条件的还要同时制作两盘录像带。据了解，从1999年开始，所有的警察机关在进行讯问时，必须同时录音、录像（两盘录音带同时录制，两盘录像带也必须由同一个录像机同时录制，而不允许拷贝）。英国的这种制度和作法，保证了警察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和证词的可靠性。
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虽然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在文记录的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录音录像。但这些概括性的规定并没有使录音录像操作无章可循的现状得到改善，使得各地在实践中各行其是。即使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规定了视听资料的收集程序和审查原则，但过于笼统的规定，仍然没有解决具体司法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详细的操作程序规则
（二）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采用了同步录音录像以后，不仅仅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而且检察人员一举一动皆在视线之内，哪些话是不违反法律的，哪些是违反法律的，都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不能不谈到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西方国家审判制度的重要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两个方面：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经排除；通过不合法的搜查、讯问和取证等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以排除。这项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和社会根基，但在我国的法律中或多或少地包涵了这项规则的精神。
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4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而在立法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法则。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在各自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这一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第一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所以说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以非法方法取得的，应彻底否定其证据效力，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以上规定脱离了实际情况，以“欺骗”为例，什么是欺骗，法律语焉不详，而只是笼统地把所有“欺骗行为”归于非法方法，这显然是违背了侦查活动规律的。在自侦案件中，检察人员往往会采取一定的审讯或询问策略，其中必不可少地会用到“欺骗”或者“哄骗”手段，这是侦查规律的必然要求。美国著名刑侦专家费雷德・英博在论述“允许使用的审讯策略和技术”问题时所言“审讯人员也应该了解法律所允许的审讯策略和技术。这些策略和技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上：即绝大多数罪犯不情愿承认其罪行，从而必须从心理角度促使他们认罪，并且不可避免要通过使用包括哄骗因素在内的审讯方法来实现。”美国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曾经指出：“法律并不绝对地防止以欺骗手段获得口供。在审讯中，是允许耍一定的小诡计的。特别是夸大警察已经获得的、对嫌疑人不利的其他证据，让嫌疑人觉得招供也没有什么的预先的战术设计，这都是许可的。其主要理由是，这些获得许可的小诡计都不大可能引出假的口供。”然而依照我国现在法律，则将以采取一切欺骗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均一概列入“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非法证据”的规定显属不妥，因为它混淆了正当的审讯策略与通常足以导致被讯问人作出非自愿性陈述的非法审讯方法之间的界限，从而违背了侦讯活动的规律。
从这可以看出，此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侦查人员将会无所适从。国外对此一般是采取立法+判例”制度。如日本学者认为：“一般来说，排除法则（此处是指实物证据的排除）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判例采用的原则。”并据此以判例的形式对司法实践中相关“疑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加以引导和统一规范。中国不适用判例法，但应该借鉴国外优良的规定，建立起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第二篇：案件调查报告
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环境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分化,人们的婚恋观变得复杂多元,传统的婚姻家庭受到冲击。据民政部门相关数据,中国离婚率连续12年攀升,离婚率增幅首次超过了结婚率增幅。离婚案件的高发,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长沙市天心区法院通过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对该院辖区20xx、20xx、20xx三年中受理的离婚案件共500件进行调研，基数较大，力求本次调研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一、天心区人民法院离婚案件基本情况及特点1受理案件数量
本院受理离婚案件数量每年递增，且增幅较大。20xx年受理离婚案件300件，同比上升8.7%；20xx年333件，同比上升11%；20xx年352件，同比上升5.9%。
2、原告年龄分布
离婚案件当事人平均年龄逐年降低，婚龄逐年缩短。根据调研数据，离婚案件原告多分布在30岁至45岁之间，占比56%。30岁以下和45岁以上的原告比重相对均衡，均为22%。从年龄结构看，22―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36―50岁年龄段是婚姻相对平稳期，50岁以上人群离婚率上扬。结婚未满一年的占15%；结婚1至3年的占12%；结婚3至5年的占31%；结婚5至10年的占33%；结婚10至20年的占7%；结婚20年以上的占2%。
3、诉讼主体
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大。原告的男女比率为39.4：60.6，女性起诉人数超过男性的1.5倍。其中，原告为80后的离婚案件中，女性比重是男性的6倍多。但是，在45岁以上的年龄层，男性起诉的比重反弹，为14.6%，接近女性起诉的两倍。
4、起诉理由
起诉理由比较集中，多为性格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因性格不合提起离婚诉讼的案件有201件，因家庭暴力的有47件，因工作生活原因导致长期两地分居的有35件，因小孩抚养教育观念不统一的有12件，因被告患有婚前不应结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的有9件，因被告有赌博、吸毒、醉酒等恶习且屡教不改的有18件，因婚后未孕导致影响夫妻感情及家庭关系的有7件，因闪婚而导致双方沟通了解不够的22件，因家庭琐事争吵的有61件，因婚姻外遇的有74件，因被告无收入来源、经济压力大的'有4件，因被告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有8件，因婆媳关系不和导致夫妻感情不睦的有2件。
值得注意的是，因性格不合已经成为原告主张解除婚姻关系的首要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中“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规定有直接关系，导致在没有法定解除婚姻的情形的条件下，性格不合成为主张感情确已破裂的主要理由。但是，由于性格不和在词义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念性，也具有涵盖其他法定离婚理由的包容性，这导致对性格不和的判断、衡量缺乏相应的标准，进而造成了司法认定之难。
5、一审结案方式
一审结案方式主要为判决、调解和撤诉，具体情况为：法院调解离婚106件、调解和好47件、撤诉123件、判决不准予离婚142件、判决离婚79件、驳回起诉3件。
4、适用程序
离婚案件中大量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占比57.3%。一些离婚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尤其是婚姻关系维系时间较短、没有生育小孩的案件，往往适用简易程序有利于便利当事人诉讼，早日解决婚姻问题，也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但是，对于离婚案件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不能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单纯地为了早日结案而适用简易程序。特别是，目前离婚案件呈复杂化的趋势发展，牵涉到财产利益分配、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家庭暴力、婚外情、赌博、吸毒等离婚理由的认定等，如果草率地适用简易程序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争议焦点的辨析。因此，在审理离婚案件中，要科学合理地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适用程序。
二、离婚案件增加的成因及发展态势
1、婚恋观日趋自由，婚姻的人身依附性趋小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的经济能力增强，更敢于追求自我，婚姻自由也成为当下的宣言。追求婚姻自由和期待婚姻能给自己更好的发展平台成为时下青年男女择偶的首选。特别是，女性职业化趋势的明显加强，妇女地位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和自由，改变了以往依靠婚姻维持生活的心理，摆脱了婚姻对人身依附性。同时，在当时下的现代文明时代，社会认识、人们思想观念迅速转变，离婚不再遭到社会较低的社会评价，离婚不再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社会开放，人们享有婚姻自主权，“婚前性行为”、“试婚”、“好聚好散”等现象也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越来越开放的婚姻观也改变了传统婚姻模式，特别是夫妻财产约定制的流行，个体性被放大，婚姻对夫妻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当事人对婚姻的经济和人身的依附性也越来越小。当婚姻关系不能满足自我的需求时，离婚便成为一种解脱的选择。
2、法制意识加强，离婚手续简化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推进，法律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知道并且善于利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和维护权益。作为社会的基本关系之一的家庭关系自然也受此影响，当遇到家庭问题和矛盾时，法律手段往往被运用。但是，这导致了一个问题：由于婚姻案件的门槛低、诉讼费用低、起诉便利，原告往往在并没有穷尽其他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即提起诉讼，这会造成部分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实施后，简化了离婚登记手续，国家不再干预个人的私生活，消除了当事人的诸多顾忌。
3、沟通不足，性格不合成为婚姻的最大杀手
近年来，闪婚的现象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没有长期的有效沟通和相互了解的情况下就轻率结婚，到婚后才发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不一致，导致摩擦不断、争吵不休，进而造成闪离的现象频发。此外，因工作、学习、感情等主客观原因导致长期分居也容易造成夫妻交流的减少和感情的疏远，而城市生活的诱惑，以及外在社会监督的弱化，使外出一方对夫或妻的情感有所淡化，对感情基础本来就薄弱的夫妻而言，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分隔和情感上的隔阂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会导致婚姻的破裂。
3、工作生活压力大，导致婚姻危机四伏
随着社会的重大变革发展，高科技、便利的交通和通讯等工具的出现，使得家庭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人们的交往频率、交往范围大大增大，新鲜事物层出不断，打破了原有的观念和旧的道德规范，同时由于人们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大，以期寻求刺激来缓解工作生活压力的人不在少数，一部分人受花花世界的影响，痴迷于不法“娱乐”场所、陷入或“网恋”中，其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无法抵御物欲的侵蚀，婚姻观念的转变给第三者插足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便产生婚外情或第三者插足导致婚变。
三、妥善审理离婚案件的意见
婚姻关系是否和睦融洽直接关系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对于正处在人格和性格培养期的子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生长在父母不健全、不健康、不幸福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更易发生犯罪和焦虑、抑郁、敌对、报复等心理障碍问题。因此，法院应该从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审慎处理离婚案件，切实维护好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同时，妇女作为婚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在审判中应根据案件事实和具体情况予以相应的照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1、重视调解职能，慎重判决准予离婚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在推崇“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当今社会，调解是一种有效且能兼顾双方利益的纠纷解决方式。同时，调解也是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在审判离婚案件中更应当认真贯彻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将调解工作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庭前组织调解、庭中着力调解、庭后不放弃调解，努力穷尽各种调解方式方法，多做夫妻双方的教育疏导工作，不宜过快判决不准予离婚或未经有效调解既迳行判离。对尚有和好希望与可能的婚姻，要尽量调解和好，避免因为诉讼的激烈对抗而加深夫妻间的感情裂痕。对于难以达成调节的，要正确把握离与不离的尺度，若无确实充分的证据不得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同时，对于离婚率较高的人群，有些当事人也并非感情完全破裂，多数是因误解、一时错误、沟通不足而使对方产生离婚情绪，法官应多加强“背靠背、面对面”的工作，促进家庭矛盾的解决。而对于感情基础差，婚后又长期分居的群体，大多是因为时间短，接触少而产生的离婚思想。对于此类问题案件，应当加强对离婚当事人的诉讼引导，避免因冲动而加剧感情不合。对于非因感情确已破裂，维系夫妻感情对双方当事人和小孩确实都没有意义的案件外，其他离婚案件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说服，化解家庭矛盾，给予当事人“冷静期”，以促进家庭关系的修复和改善。对于感情确已破裂，已无和好希望与可能的，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应及时公正处理，使双方好聚好散。
2、对妇女适度倾斜照顾
妇女在社会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在婚姻中受到的伤害也相对较重，在合法的基础上适当照顾女方，体现了司法的关怀。法律并不是冰冷无情的评判工具，而是追求实质公平公正的保护机制，具有司法正义的精神内核。离婚时在财产处理上，原则上均等分割，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大部分妇女的经济条件同男性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妇女为家庭往往做出了更大的隐形贡献，适度照顾妇女的利益，按照优先照顾妇女儿童利益的原则给予妇女适当补偿，保证妇女不因经济问题而影响其正常行使离婚权利，避免妇女因婚姻家庭的破裂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甚至生活陷入绝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3、加强对离异家庭子女的保护
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子女随哪一方生活更有利于其成长，还要做好父母双方的法制教育，非抚养方及时支付抚养费，抚养方尊重另一方的探视权，使子女能够感受到父母双方的温情，双方相互监督，减少对子女合法利益的侵害。建议可以与离异家庭、子女就读的学校建立联系卡，实时回访沟通，了解子女生活学习情况，及时制止对子女利益损害情况发生，使法院的审判工作得以延伸，更好的保护离异家庭子女，防止其成为问题少年。
4、加强对婚姻无过错方权益的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8条的规定：“在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中，过错方配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将此规定作为对有过错对无过错方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以及婚姻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的依据以决定赔偿的数额。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将该损害赔偿限制于金钱上的赔偿，对于过错方难以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略带隔靴挠痒之尴尬。因此，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予以惩罚，才会让侵害方在婚外不忠行为前悬崖勒马，让未犯者对婚外不忠行为敬而远之。同时，无过错方在举证证明上往往存在举证难的困境，因此，在能提出过错方的过错行为之线索的情况下，有必要对过错行为的取证权限适当放大，对一些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法院应适当扩大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以实现无过错方的权利。
第三篇：关于的调查报告
为了进一步规范各分厂、各部门未遂事故、轻微事故信息的报告程序，确保未遂事故、事故快报信息的时效性，以便及时掌握情况和分析查找原因，采取预防控制措施，认真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故发生，保证正常安全生产经营秩序。
本程序适用于各分厂、各部门未遂事故、轻微事故信息的报告程序。 本程序不适用于《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制度汇编》 ， （A 版） “事故管理制度-3.1.6 根据国家相关要求，事故分类” 中的事故。
《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 70 号；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 国发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20xx】23 号； 《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36 号；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安监总局令第 21 号； 《民用爆破器材企业安全管理规程》WJ9049-20xx。
4.1 安全环保处负责未遂事故、轻微事故的统计、存档，并协调或监督各类事故的调查报告和处理工作，确保该程序的有效运行。
4.2 事故所在单位管理人员要迅速、逐级上报，并简要说明现场情况。
4.3 事故调查的任务：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分清事故的责任，提出防范类似事故的措施。
4.4 事故处理的任务：根据事故调查的结论，对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事故责任人进行处理，落实防范重复事故发生的措施，实现贯彻“四不放过”的原则要求。
5 工作程序
5.1 事故报告
5.1.1 事故发生后，事故所在岗位人员或最先发现事故者直接或逐级报告本单位负责人或安全管理人员，单位负责人或安全管理人员接到报告后，须及时、准确、完整地报告安全环保处，发生严重未遂事故或微伤事故，还应同时报告生产部分管经理。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事故。
5.1.2 事故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a 事故发生的单位、时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
b 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 c 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
5.1.3 事故发生单位，应根据事故调查分析结果认真填写《未遂事故报告》或《事故报告》，按规定的时间上报安全环保处，上交时间自发生事故之日起不得超过 3 天。
5.1.4 安全部门按规定每月对公司人员伤亡事故情况进行统计，月初按要求向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有关部门报出事故月报表，年初报出上年事故年报表。
5.2 调查处理
5.2.1 一般未遂事故由事故部门负责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并于三日内将未遂事故报告报安全部门。
5.2.2 严重未遂事故和轻微伤事故由安全环保处或公司指定人员组织有关人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5.2.3 事故调查组的职责：
a 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和损害情况；
b 确定事故责任者；
c 提出事故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建议；
d 写出事故调查报告。
5.2.4 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5.2.5 事故调查组向有关部门和个人了解与事故有关的情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有关部门和个人不得拒绝。 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5.2.6 事故处理要求：
5.2.6.1 事故处理必须坚持“四不放过”的原则，即事故原因分析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防范措施不放过，事故责任者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
5.2.6.2 在处理事故时，按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规定，分清事故的直接责任者，主要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注：1 事故的主要责任者，是指对事故的发生起主要作用的人。2 事故的领导责任者，是指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的人。
5.3 分析整改
5.3.1 事故的分析按以下步骤进行：
5.3.1.1 整理和阅读调查材料.从以下七项内容进行分析：受伤部位、受伤性质、起因物、致害物、伤害方式、不安全状态、不安全行为。
5.3.1.2 确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机械、物质或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5.3.1.3 确定事故的间接原因。事故间接原因有以下七种：
5.3.1.4 技术和设计上有缺陷-工业构件、建筑物、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工艺过程、操作方法、维修检验等的设计，施工和材料使用存在问题；
5.3.1.5 教育培训不够、未经培训、缺乏或不懂安全操作技术知识；
5.3.1.6 劳动组织不合理；
5.3.1.7 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导错误；
5.3.1.8 没有安全操作规程或不健全；
5.3.1.9 没有或不认真实施事故防范措施，对事故隐患整改不力；
5.3.1.10 其他
5.3.2 事故责任分析
5.3.2.1 在分析事故时，应从直接原因入手，逐步深入到间接原因；
5.3.2.2 确定事故的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然后再根据其在事故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确定事故的主要责任者，有关部门应根据事故后果和事故责任者应负的责任提出处理意见。
5.3.2.3 事故的直接责任者，是指某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关系的人。
5.3.2.4 事故调查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走群众路线，详细了解与事故有关的各方面情况，尽可能全面掌握事故的全过程，为事故分析提供依据。
5.3.2.5 凡因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玩忽职守、违反劳动纪律或发现危急情况而不采取应有的措施，以致造成事故恶化的，应当追究主要责任者的责任。
5.3.2.6 凡因违章指挥，缺乏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使职工无章可循，不按规定对职工进行安全技术教育，设施不按时检修或知设施有隐患不及时消除，劳动环境不安全又不采取措施，以致造成伤亡事故的应当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5.3.3 事故整改
5.3.3.1 事故调查组根据事故调查分析结果，制定出全面的整改落实措施，明确整改责任部门，规定整改期限，并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审查验收。
5.3.3.2 整改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调查报告整改要求，对事故隐患认真整改，并于规定的时限内，向安全环保处报告整改情况。整改期限内，要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进行专人监控，明确责任，坚决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 5.3.3.3 整改工作结束后，整改单位要按要求写出验收报告，由安全环保处组织检查验收。审查验收合格的，整改单位向安全环保处报告全部整改资料，检查验收不合格的重新整改，直到合格为止。
5.4 事故管理
5.4.1 一般未遂事故由事故单位负责调查处理，提出事故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由经安全环保处审查。
5.4.2 严重未遂事故、轻微事故由生产部分管领导或其指定部门负责处理，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经公司领导批准后落实整改。
5.4.3 事故单位填写未遂事故、轻微事故报告，报安全环保处统计、存档。
5.5 奖惩
5.5.1 在事故应急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部门和个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对事故苗头发现及时，及时报告或采取有效的，避免事态扩大的；
（2）对事故处置及时、正确、果断，有效制止险情扩大，或防止次生、衍生事故的，或在应急处理有突出立功表现的；
（3）对事故正确处理提出重要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它特殊贡献的。
5.5.2 凡因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玩忽职守、违反劳动纪律或发现危急情况而不采取应有的措施，以致造成事故恶化的，取消主要责任者当月 ABC 证。
5.5.3 有关管理人员凡因违章指挥，缺乏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使职工无章可循，不按规定对职工进行安全技术教育，设施不按时检修或知设施有隐患不及时消除，劳动环境不安全又不采取措施，以致造成事故的，根据有关领导人员责任大小对其当月 ABC 证进行相应分值扣除。
5.5.4 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未履行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职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当月取消 ABC 证：
（1）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2）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或者销毁有关证据、资料的；
（3）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4）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5）阻碍、干涉事故调查工作的或者事故发生后擅离职守的；
（6）包庇、袒护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或者借机打击报复的；
（7）对事故调查工作不负责任，致使事故调查信息有重大疏漏的；
（8）《事故报告》或《未遂事故报告》报告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
（9）其他违规行为。
6 支持性记录
6.1 事故报告表 YK/AQ-JL-030
6.2 未遂事故报告表 YK/AQ-JL-030
6.3 事故调查报告 YK/AQ-JL-032
第四篇：案件调查报告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婚姻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离婚案件在民事案件的比重也逐渐提升。离婚案件的增多给家庭的稳定带来了冲击，而家庭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样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更加突出，影响了和谐的社会秩序。基于此，笔者针对目前离婚案件进行调查，通过了解婚姻状况，分析离婚案件突出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关有效的建议。
一、离婚案件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报告主要就我院20xx―20xx年5年内的离婚案件进行调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一）离婚案件占民事案件比例
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486件，其中离婚案件142件，占总案件的29%；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24件，其中离婚案件186件，占总案件的35%；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16件，其中离婚案件205件，占总案件的39%；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76件，其中离婚案件269件，占总案件的46%；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611件，其中离婚案件312件，占总案件的51%。
（二）离婚案件处理方式
20xx年：判决56件，调解79件，撤诉7件；
20xx年：判决48件，调解126件，撤诉12件；
20xx年：判决49件，调解144件，撤诉12件；
20xx年：判决76件，调解179件，撤诉14件；
20xx年：判决91件，调解197件，撤诉24件。
（三）离婚案件当事人年龄分布
20xx年：20-25岁35人，25-30岁72人，30-35岁24人，35岁以上11人；
20xx年：20-25岁42人，25-30岁94人，30-35岁32人，35岁以上18人；
20xx年：20-25岁69人，25-30岁95人，30-35岁23人，35岁以上13人；
20xx年：20-25岁84人，25-30岁116人，30-35岁36人，35岁以上33人；
20xx年：20-25岁137人，25-30岁114人，30-35岁人34，35岁以上27人。
（三）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
20xx年：男84人，女58人，女性占40%；
20xx年：男102人，女84人，女性占45%；
20xx年：男96人，女109人，女性占53%；
20xx年：男93人，女176人，女性占65%；
20xx年：男85人，女227人，女性占72%。
二、近年离婚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从离婚案件占民事常规案件的比例来看，离婚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在民事常规案件中的比例已经超过50%，说明当前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二）离婚案件处理恰当
从离婚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看，虽然判决案件数量有所上升，但是从其在整体案件中的比例看，是有所下降的。而通过调解方式处理离婚案件占主要部分，且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了在离婚案件中有效的贯彻落实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和谐，从而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婚姻低龄化
从离婚案件当事人的年龄分布来看，20-35岁年龄段的离婚人群较多。从20xx-20xx年间，该年龄段人群离婚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婚姻出现低龄化。
（四）女性离婚比例攀升
从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上看，20xx-20xx年间，女方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比例持续攀升，至20xx年，女方作为原告的离婚案件已经超过70%。这也说明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及其法律意识的增强，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形成目前离婚情况的主要原因
离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习俗的和当事人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从离婚的现象看，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深入探究它的本质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感情确已破裂。而导致感情破裂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感情基础不牢靠
离婚案件中多是青年夫妇，他们婚前恋爱时间短，相互了解不够，从而因为一时的情投意合而草率结婚，婚后矛盾日益突出，又缺乏合理有效的沟通，考虑问题不全面而轻易离婚。以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为例，他们接触异性的机会大，父母无法在身边监督，这样的恋爱自由产生草率同居的副作用，随之而来的是“闪婚”、“闪离”。在社会调查中，离婚案件中婚前恋爱时间不满一年的占19%，表示后悔草率离婚的占68%。
（二）经济问题突出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必要程序，而家庭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旦经济基础不稳定，那么家庭、婚姻也会随之出现裂痕。目前，因为缺少充实经济来源而离婚的夫妇越来越多，他们对于物质条件的需求也逐渐提高。这种类似于成本与收益关系的经济活动，如果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很容易导致婚姻破裂。
（三）婚姻质量要求较高
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婚前所向往的婚姻生活，在婚后成为泡影。人们过高的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却又无法调和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中，使得婚前婚后反差太大，而对婚姻失去希望，从而选择逃避，选择离婚。
（四）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以前，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是社会中的弱者，今天，她们敢于发泄心中的不满，集中表现因男方问题而导致离婚的情况显著、普遍。离婚男性问题主要有大男子主义、存在婚外情、嗜酒赌博习惯、婚姻暴力等方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男性旧思想没有转变，视妻子为附属品，从而在婚姻关系中不平等对待。随着社会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她们有权为自己做主，已经不需要通过自己的低声下气去换取不值得付出的婚姻了，面对男人的种种罪行采取“零容忍”。
四、有关离婚案件调查的建议
经过对离婚案件的调查，我们应该以维持正常和谐的婚姻生活为己任，通过夫妻双方的相敬如宾与司法部门的有效调解，减少离婚事件的发生率。对此，有以下几条建议：
（一）避免草率离婚
婚姻并非儿戏，在产生离婚念头的过程中，要全面进行考虑。婚后一至二年是最容易产生离婚案件的婚姻危险期，在这阶段，双方要多加强婚后交流、沟通，产生矛盾后要相互谦让、包容，既要看到对方的优点，也要检讨自己的不足。不要一有感情问题，就贸然办理离婚手续，或许可以采用试离婚的方式。
（二）加强诉讼调解
作为司法机关，要清楚离婚案件始终，确保正常婚姻关系的延续，对此，要加强诉讼调解工作。
1、审查案件事实，找出案件争议焦点；
2、倾听当事人诉讼，找到当事人的问题结症所在；
3、剖析当事人举证材料，找出矛盾来源，分清过错方；
4、通过讲法律、讲事实、讲证据，化解当事人内心矛盾，以双方言和为目的。
（三）加强司法宣传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等新闻媒体加强普法节目的宣传力度，尤其是要做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的法律解释工作，不断深化人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提高对婚姻的重视。司法部门要坚持开展“公正司法为民”的活动，通过庭审讲法作为平台，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贴近群众，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阐释法理，树立人们对正确婚姻家庭观念的理解，端正当事人的诉讼目的。
第五篇：案件调查报告
根据县政协20xx年工作要点安排，3月21日，在副主席严维民率领下，法制委等有关单位负责人组成调研组，分别到县公安局信访接待室，定城镇信访接待中心和县信访接待大厅开展信访工作调研。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去年以来，我县以维护群众根本利益、反映社情民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紧紧围绕“把事解决，把人留住”的工作重点，扎实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畅通信访渠道、化解信访积案、创新信访管理体制机制、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确保了我县信访维稳形势总体平稳可控，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县发生群众上访514批2286人次，同比分别下降37.4%和38.7%。其中集体上访56批759人次，同比分别下降31.3%和32.8%；进京访11批16人次，分别下降31.3%和25%；赴省访89批179人次，同比分别下降1.6%和6.2%；去市访16批28人次，同比批次上升25%，人次下降73.3%；来县访398批20xx人次，同比分别下降49.7%和13%。县信访局共收到来信248件，同比下降6.4%。其中市级以上交办信件96件，同比上升97.4%，已办结93件；县领导交办3件，全部办结；市信访局转送56件，已办结44件；自收信件2件，已办结。县党政领导阅批来信率76%，初信办结率95%。
二、主要做法
我县信访工作已连续6年获全市先进单位称号，成效明显，成绩喜人，但也确实来之不易。尤其是20xx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所造成的上访居高不下，甚至出现大量“缠访”、“闹访”、“越级访”和“群体访”的信访形势，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信访局与县直各单位、各乡镇党委、政府在加强领导、强化责任、实行责任追究上动真的，在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破解信访难题、化解社会矛盾上来实的，有效遏制了信访总量攀升的势头，缓解了严峻的信访形势。一是领导重视，扎实推进领导干部接访、走访。去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安排下，我县实行分类接访、定期公告、预约接访、律师陪访、联合接访、跟踪督办等制度，突出做好县领导接访由乡镇书记和县直有关部门领导上行参与陪访、乡镇领导接访由村支书上行参与陪访，建立长效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二是突出重点，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结合“五级书记大走访”和“五个一万”活动，全面梳理矛盾纠纷，及时调处化解、建立长效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县共排查矛盾纠纷隐患1175件，化解1120件，化解率达95.3%。三是抓住难点，着力搞好信访积案化解。对上级交办的23件积案落实县领导“包案”；对“钉子案”、“骨头案”和“三跨三分离”等疑难复杂案件加大处置力度。23件积案，已化解21件，息诉罢访21件。四是维护稳定，全力做好特殊时期信访维稳工作。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国“两会”以及省、市、县党代会、“两会”期间，进一步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及时预测预警，切实把矛盾化解、源头防范工作做在前面，对重点群体，重点人员落实党政领导亲自包案，实行“五包”，尽最大努力将人员吸附在本级，稳控在当地，化解在基层。五是健全网络，全面推动基层信访体系建设。按照“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制度机制保障办事”的要求，精心组织，制定方案，明确目标，量化任务，全县22个乡镇，同步实施，共同推进，全面建成乡镇“一站两中心”，受到了副省长方春明和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三、存在问题
20xx年以来，我县信访工作有创新、有亮点、有成效，但也存在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一是思想认识有待提高。少数领导干部对信访工作在全党工作大局中的地位认识不高，摆不正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群众观念不强，对信访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不出事盲目乐观，高枕无忧，出了事则束手无策，怨天尤人；有的认为上访群众多是“刁民”，采取“哄、拦、卡、压”的方法，把政府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少数群众思想观念上有误区，有的信“上”不信“下”，有问题不找基层政府有关部门，认为只有找上面的大部门、大领导才能解决问题；有的信“多”不信“少”，不论什么事，多邀几个人、多找几个部门和领导反映总不会错，多多益善；有的信“闹”不信“理”，无论有理无理，先闹再说，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有的信“访”不信“法”，即使是典型的涉法涉诉问题，也要找党委、政府上访解决。二是解决信访问题的力度有待提高。少数干部解决问题怕得罪人，不敢碰硬，使群众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有的接访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采取推诿、扯皮的态度，激起众怒；有的干部摆不正位子、放不下架子，遇到问题不能主动与群众沟通，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对立；有的干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提出的意见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对群众的上访征兆置若罔闻，既不及时报送信息，也不采取措施，任由群众上访、再访、越级访。三是工作措施不够扎实，有的地方社会稳定预测预警机制不够健全，少数干部对部分苗头性信访动态不能及时发现；有的地方维护社会稳定力量整合的工作机制不够健全，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各方力量没有得到有效整合，没有形成工作合力；有的地方和单位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畅通和拓展群众诉求渠道，确保民情、民意、民智顺畅上达，及时倾听群众呼声等方面有待加强。
四、工作建议
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各种利益格局进一步调整，群众信访量居高不下的形势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些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清除。为了巩固和发展我县信访工作形势，建议如下：
（一）高度重视，创新信访工作思路。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重要性，正确认识改革发展所带来的一些社会矛盾的必然性和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地从全县工作大局出发，坚持把发展经济作为解决各类矛盾的根本措施，把实现好、维护好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信访工作的根本目的，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扭转信访工作“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消极被动局面，克服畏难消极情绪，主动改进工作方法，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尽心竭力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长此以往，方可从根本上扭转信访工作局势。
（二）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为手段，继续创新体制机制。信访工作，重点在基层。一要进一步坚持党政主要领导负责，分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原则，做到职责明确，各负其责，进一步建立完善的信访工作责任体系和责任追究体系。二要进一步健全基层信访工作网络，切实做到层层有信访工作组织、有接待场所、有专兼职人员、有工作标准和制度、有绩效考评、有责任追究，真正做到“个人访不出乡（镇）、集体访不出县”，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发生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县本级。三要进一步健全灵敏、准确、快速的信访排查调处制度，强化信访预测、预警、预控能力，千方百计防止和避免个访问题群体化，简单问题复杂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局部问题社会化，牢牢把握化解矛盾的主动权，消除不安定因素，不断减少重复信访、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维护全县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
（三）适应新情况，研究新政策，建立健全各项信访工作制度。国家已出台信访工作“新政”，信访等部门要认真学习、研究，适应新情况。一要进一步健全联合办信访制度。县几个班子，有关部门，要定期沟通情况，排查各类问题，制定预案，联合办案，增强化解矛盾纠纷的力度。二要健全与司法机关、政府法制部门和劳动仲裁机构的联系、沟通、协调制度，采取新形式、新举措，加强信访工作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不断开创信访工作新局面。三要扩大视野，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提案议案纳入大信访网络，作为信访工作信息研判、预测预警的风向标，并充分发挥代表、委员联系面广、层次较高、信息灵敏和反映人民群众意愿最直接、最真实、最广泛以及做上访群众工作最便捷、最有说服力的优势，化上访为下访，化对立为对话，化消极为积极，使人民信访成为群众向党委、政府献计献策、参政议政的重要窗口。
（四）提高素质，切实加强信访队伍建设。切实受理好、答复好、解决好群众反映的诉求，确保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初访、首办环节，要有一支过硬的信访工作队伍。各地、各部门要精选一批德才兼备、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干部充实到信访工作第一线，切实“把人留住、把问题解决”；要充分利用联合接访中心这一平台，发挥好联合接访机制效应，真正实现“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服务效果；要继续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进一步完善“村为主”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要加强信访干部业务培训，切实提高办信接访、处理疑难复杂问题的能力；要关心、爱护信访工作干部，对优秀信访干部要厚爱一分，及时培养提拔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