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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2020年的除夕夜在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一片灰色中到来了。这真是一个太过浓墨重彩的戏剧性时刻，渴望与亲人团圆的热切与越来越发酵的疫情，注定要让所有国人经历一场理智与情感的拉锯战。
本来应该是举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日子。然而，疫情无情人有情，面对疫情，忙碌了一年的医务工作者，主动放下了手中和家人相聚的碗筷，取消了陪爱人孩子外出度假的行程，广大党员干部更是主动请缨，重新披上“白衣”，头戴“燕尾”，义无反顾地冲到最前线，去守候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去实现作为党员的初心使命。疫情面前，在医护工作者的字典里，绝对没有“退缩”二字!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开篇部分就说了这么一段话:“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桑塔格在这本书里想要提醒人们的就是:面对疾病时，不要去赋予过多的修辞和感情色彩，而是正视它。面对疫情同样如此，与其不着边际的恐慌，不如沉下心来看看这些真正有意义的数据，这才没有辜负那些日夜奋战在一线的人们用勇气和专业素质为我们换来的宝贵信息。
正如《你的答案》这首歌中的歌词一样:“勇敢的向前走，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打破一切恐惧，我们能找到答案，哪怕要逆着光驱散黑暗，丢弃所有的负担，不再孤单”作为我们华夏子女，理应肩并着肩，心连着心，共同努力，度过了这段“非常”的时期!
第二篇：张桂梅时代楷模观后感
那是大约20年前的一天。山路边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她手里拿着镰刀，身边放着一个破草筐，呆呆地望着另一座山头。张桂梅看见了，走过去问她：“你怎么了？”女孩回答：“我想读书，但是家里没钱，给我订婚了，收了彩礼要让我嫁人。”张桂梅找到女孩的父母试着劝返，说：“你们只要把孩子交给我就行，学费生活费都不用你们管了。”可即使这样，女孩的母亲仍坚决不同意孩子回校读书，甚至以死相逼。张桂梅无奈，只好把女孩留了下来。
怎么样才能救救这样的女孩子呢？这个难题久久萦绕在张桂梅心头。
当时的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出了名的“好老师”，还兼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是数十名孤儿的“妈妈”。
当老师，张桂梅发现“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们不读书的理由多种多样：为了给弟弟交学费，姐姐被父母勒令退学回家干农活或外出打工；因为收了彩礼，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要准备嫁人了。当“妈妈”后，张桂梅又了解到儿童之家孩子们的身世，他们的母亲有的因杀死家暴的丈夫而获刑，有的因落后错误的分娩观念而死亡，留下孤苦无助的孩子。
“培养一个女孩，最少可以影响三代人。如果能培养有文化有责任的母亲，大山里的孩子就不会辍学，更不会成为孤儿。”一个现在看来依然有些“疯狂”的想法在张桂梅心中越来越清晰：“我想为这些大山里的女孩建一所免费的高中！”
为了这个“疯狂”的梦想，她开始四处奔走筹款，风吹雨淋，被冷落，被唾骂，却只筹得一两万元。直到2007年，张桂梅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赴京参会期间，一篇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采访报道让更多人理解了张桂梅的女高梦。
2008年，在中央和各级政府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华坪女高首届共招生100人。她们大都来自山区，多数没有达到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还有一些孤儿残疾学生单亲家庭学生父母残疾的学生和下岗职工子女。但只要是女孩，只要还想上学，华坪女高都向她们敞开怀抱。三年后，她们中有96人坚持到最后参加高考，全部考上了大学。自2011年有首届毕业生以来，学校综合排名连续10年位列丽江市一区四县榜首。
第三篇：张桂梅时代楷模观后感
这些女孩是学校老师通过满大街和菜市场贴广告、口耳相传从大山里招来的。
学生什么也不用准备，只需带着干粮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县城的汽车，去女高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课桌。周云丽是那个夏天的96个幸运儿之一。
报考女子高中时，周云丽正苦于没钱读高中。妈妈早逝，父亲养猪、种地、帮人锄草，养活一家四口。在周云丽的记忆里，有些跛脚的父亲总是一清早出门，用碗装着冷饭上山劳作，傍晚才回家。
打从记事起，周云丽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亲分担农活。姐妹俩读书的动力很直接――摆脱土地与贫穷。
但读到高中，父亲发了愁。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一年花费上万元，难以负担。初三还没毕业，父亲就开始为读书凑钱。那时，父亲总是坐在院坝边、猪圈门口不停地抽烟。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两年，来读书的女孩几乎都是因为贫困。周云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在她所在的村子，许多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定亲。山里人觉得女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为贫困女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第一届学生成绩很多未达到中考分数线，且年龄偏大，有学生补习3年还未拿到初中毕业证。
女高接纳了这些女孩，只要是农业户口，想读书，就收。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楼成为全校师生吃、喝、睡的场所。学生们住在3楼3间教室里，每间教室有女老师陪同，其余女老师和男教师被分入4楼两间大教室。男老师们轮流在一楼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学生们要去隔壁中学上厕所，女老师陪同，男老师打手电筒护送。
开学不久，张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个女孩去医院做阑尾手术，被发现已怀孕4个月。一阵批评的浪潮袭来，女孩的父母也质问学校。女孩说了真话，孩子的父亲是对面一所高中的男孩。
张桂梅长了教训。学校没有围墙，常有男孩来戏耍，张桂梅守在教学楼前，见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赶跑，大骂“小混蛋”。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有性知识辅导老师问需不需要支援，张桂梅让他们“滚一边去”，“手机上已经很过火了，还用教吗?”
后来，教学楼一楼安装了铁栅栏。一向吝啬的张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门坏，她立即请师傅来修。每当高考季来临，张桂梅会请几个人日夜看守教学楼，让学生看到“楼前楼后都是人”，安心。
为了杜绝攀比，张桂梅规定，学生必须剪短发，穿校服，女老师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学楼的一楼贴满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墙上的企业和个人帮助支撑起这所免费高中。每当有人来校捐款，她要求学生向捐款人集体敬礼，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对学生手举捐赠牌被拍照的行为，有企业提出此类要求，张桂梅宁可钱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毕业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终资助给了哪个学妹，张桂梅希望这种“背对背”的方式，让学生没有压力地接受捐赠。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对女孩是一种隐私，对外，她称呼自己的学生“山里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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