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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鲁迅读后感
忘记了是在几岁开始知道有鲁迅这个人物，只是随着年龄增大，也逐渐有了他的文章的接触，更知道了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人民战士。
《鲁迅自选集》选《野草》七篇、《呐喊》、《彷徨》各五篇、《朝花夕拾》三篇、《故事新编》两篇，共二十二篇。因为鲁迅生前只有这本《自选集》，“编选意图”就特别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张铁荣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著文，对此多有论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他仅仅从《呐喊》中选取了自己最满意的5篇小说，作者自己并没有把这两篇‘听将令’的代表作《药》和《明天》选进去，这大概表明了他所说的‘听将令’是一种自谦和托词，也可以看出对这两篇作品不甚满意。如果没有《鲁迅自选集》的出版，我们就很难知道来自作者的这一心灵深处的信息。其次，从彷徨选取的5篇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面删去了《兄弟》、《孤独者》和《祝福》很值得研究，起码说明此时的鲁迅已经从兄弟失和的阴影中脱出，在心绪上也和彷徨时代完全不同了。当然从《故事新编》中只选取了两篇就是《奔月》和《铸剑》，这是最符合鲁迅精神的作品，至于为何删去了《补天》——就很值得对1933年的鲁迅进行具体分析了。”
《鲁迅自选集》是鲁迅应天马书店之请编选的，以鲁迅对“选本”问题的敏感，他在这次的“自选动作”中参进一些特殊用意，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张铁荣先生这一段话也过于坐实、过犹不及了。
《鲁迅自选集》没选杂文，他还说，“够得上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就只有这五种”。其实，这里的“创作”一词，是鲁迅故意借用别人的概念，并非他自己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杂文也是或者更是一种“创作”。如果我们偏信了他的话，是否就可以认为，鲁迅在《自选集》里不选杂文，就是对杂文“不甚满意”，要“删去”了呢？
鲁迅一生为什么只有一个《自选集》？
鲁迅有文字上的一种“洁癖”，这不仅是说他在创作的时候字斟句酌，决不含糊，马虎，还包括原文于报刊上发表之后，在收入集子里时，又趁机大加修改。但我们千万别误会，以为鲁迅的修改，是修改自己的观点。决不是的。他的修改，差不多——我没有详细通盘的研究——只限于具体的而且极细微的字句。不知道这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心理上的问题的表现，专门研究作家的变态或病态心理的学者们，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读孙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的附录，介绍鲁迅怎样在编辑《野草》时细心修改那些在我看来似乎并无必要修改的小地方，就已经很纳罕了。这次再看鲁迅著作校勘专家刘运峰先生校注的《鲁迅自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版），仅仅对照“序言”，就有极大的震动。一篇标点符号在内不到一千五百字的短文，鲁迅后来将它收入《南腔北调集》，竟然修改了四十处之多，而且全是细小的字句方面的修改。文章最后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楼”，也要改成“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鲁迅的小说并没有如高中课本中学的《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来的深奥。大约他出生在那个环境中，生长在那个时代吧，基本上所描写的都是穷困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也包括自己在内。他的《呐喊》，所写的都是身边的小事，就如一篇《一件小事》一样，生活中可以说随处可见，但他却能以此小事催他自醒，增长他的勇气和希望。这样的文章不仅仅是翻阅，更给我启示。
《狂人日记》，我不能给它下个定义，在一开始读它时，我甚至摸不着头脑，我不清楚自己这是在看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有点害怕，有点疑惑，那吓人的语句，吃人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身边使我不禁联想自己所生活的.生活，是该怎么样？也许他的“吃人”也可理解为当今社会中金钱为上，以利为友的没有亲情友情可言的只顾自身，榨人不眨眼的冷酷的竞争吧，没有钱就不能生活，就只能乞求，去要饭，这不是跟吃人一样吗？但生活中，我也是相信有那么些温暖可言的，毕竟每天的太阳是温暖的，在人类越来越文明之际又怎么可以发生人吃人的这种野蛮行为呢。很欣赏阿Q的那种心满意足的自认为得胜的心态，称之为妙法不为过。但被人打了之后还有愉快心情，还能和别人调笑一通，回到土谷祠倒头就睡着了，这就是阿Q精神吗？有点愚甚至有点蠢，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个调节心理的好办法，凡事换个角度想或许会有收获吧。
一本书看完，总有些个味道，这种味道又似乎只有心里知道。
第二篇：鲁迅杂文选读后感
鲁迅先生是个笔锋尖锐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其大量的文学作品当中，读者时常感受其“痛心疾首”的言论，呼唤麻木不仁的愚昧国民能早日清醒。最直接讽刺当时落后封建的社会现状的莫过于鲁迅的杂文。《且介亭杂文》《华盖集》《热风》《坟》《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杂文集均能体现鲁迅“哀国人不幸，怒国人不争”的思想。而《鲁迅杂文选》则把其中多部杂文集中的名篇收录其中，以一百余篇的别具一格的文章反映鲁迅民初时期的思想革命论调。
鲁迅的杂文自我中学就被收录到语文教材中，此番重温《鲁迅杂文选》，依然感受到隐藏在鲁迅笔锋下的一腔热血。在书中，我还发现鲁迅不仅仅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还很会演讲，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给知识分子分享个人见解。
鲁迅的杂文都贯穿着“哀”和“怒”两种基本精神，而笔调大多以讽刺为主。事实上，鲁迅为人幽默，洞察力强，谦虚待人。如书中《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两文，观点敏感，语言辛辣，但更显示出作者的机智幽默，并且直穿“敌人”的“死穴”。《论“他妈的!”》一文中鲁迅把国人常说的脏话提升为“国骂”，然后引用俄国的类似情况来加以对比，指出发明这一句话的人物“确实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个卑劣的天才”。人们不能蔑弃扫荡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鲁迅指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这恰恰道出了文章的写作目的。
《论睁了眼看》一文，作者点出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懦弱，这也是其小说中经常反映的国人的一种劣根性。文中写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文章的题眼为“睁了眼看”，实际上讽刺的是我们缺乏勇气不敢正视前方。刚开始我以为作者又把政治拉上了，但看完全文才发现文章所批判的是中国文艺，尤其是封建性质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批判文言文，他认为中国文学在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语言的变革。关于文艺如何发展，作者曾到香港、上海进行深刻而精彩的演讲。《无声的中国》是鲁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读罢其演说词，大受启发。里面说到当时提倡文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学革新，本该平和进行却有不少人反动。假如现在我们还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于是，鲁迅主张青年们“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如此鲜明的观点在演讲中确实能扣人心弦，但以辩证的角度来看，我跟作者不同的是，古文不必全盘否定，它的存在也代表了过去的历史价值。所以，抱着古文而死掉，舍掉古文而生存这一说法我不敢苟同，但不得不佩服鲁先生坚定的立场。而尤其引起我共鸣的是，他提出我们要说些较真的话，发出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刚才说到鲁迅关注中国文艺的道路，而在他于上海暨南大学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当中，更是独到而尖锐地探讨政治如何“破坏”文艺的问题。政治想维系社会现状使文艺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他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能进步起来。这既符合不能固步自封的道理，又吻合了马克思哲学的原理。作者强调文艺和人一样，不能安于现状，否则就是“挨打”。这种怒气，浸透在演说词里，丝丝入扣，“怒国人不争”，这就是鲁迅一贯的观点。
“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中国碰钉子、碰壁的人太少，仅靠鲁迅一人去“碰”，还是不能碰出什么气势。但这个“碰”，意味着我们不乏先见者。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会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鲁迅的语气分明温和了，转而利用巧妙论证法道破知识阶级能否存在的问题。鲁迅自嘲：“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呢。”一巴掌拍向所谓的知识阶级，看来鲁迅的哀愁已达到悲壮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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