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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鲁迅是伟大的，然而谈者太众的，以至失了新鲜感；又不能说：我这篇是不同的，我是想要说些不一样的。所以，确乎是个困难的话题。然而，一本《呐喊》，薄而沉重，中国的学生们，无论如何算是读了大半的，年来岁去，谁人读起开篇自序里的字句能不唏嘘自叹的？有多少人到中年，累了歇了，坐椅子上一声叹息，连吐落的第一口气里都有着疲惫的痕迹，于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有时候惟有鲁迅。一个民族文化的着落点，有失便就有重构，倘若说旧文化隳于五四，则新文化的构建，有一大部分乃可以说是从《呐喊》而起，这之间，有着总体与个人差异的说法，所公认的，是鲁迅作为旗手，举的标志物明白而辉煌。
在自序中，鲁迅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是作者最初的困惑和最审慎的态度，得来的回答不够令人满意，却现实功利且无可奈何。
一个问题浮现：究竟是谁人的呐喊声？――关于呐喊者，关于呐喊本身。困惑首先在于鲁迅的身份定位：知识分子否？还是作家？抑或学界同声呼唤的启蒙者？最切实际、最大的可能是三者兼具。我们意愿读懂《呐喊》，向往理解作者，因而这是困境，也是高潮。
竹内好眼中的鲁迅，是个孤独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和近似于儿童的、相信纯粹的文学的鲁迅这种二律背反同时存在的矛盾同一”，恐怕也是由于看出了鲁迅形象注定无法单一的历史文化定位。
郜元宝有言，“在现代中国，纯粹观念形态的思想很难生根，能在现代中国生根的思想必须像鲁迅的文学那样，带有个体生命的气息的，就是说，必须具有文学的形态。文学之外无思想”――能不能这样说呢？正是由于鲁迅身上既承传了古士大夫们的风骚之骨，又显露出新的社会阶层敏锐的洞察和感悟力，且兼具之前所未有的时代启蒙者的特殊方法论意义，其难得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决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的。
首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建国前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归类于资产阶级，然而作家不是，甚而有众多作家誓言与知识分子的固有身份定位决裂，如沈从文所宣称的那样。我们会发现，一旦历史政治形势与时代命运非正常的密切起来，此一现象便绝不单一。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似乎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作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剥离，纵然作为时代丰富性的标志之一，但却造就了同时代文学最大的暗伤：斗争无所不在，且都局限于当下和表层，无法深化作品主题，亦不能超脱自身于时代之外。
就知识分子、作家以及启蒙者三个身份所涉及的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最具私人性；作家由于其作品的公众性，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大众和普世原则；而启蒙者这一身份，则反映出整个时代乃至超越时代的需要和宽泛，正如T.S.艾略特在其《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诗人或作家必然与其整个民族的历史发生某种联系，他们一面创出新的历史份额，一面将自己添加进历史，成为整体的一环――这是作为诗人或作家的必然和超然。
作为启蒙者的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他本身可能并不能非常清楚的反映出这一点，但他的身上定然有着集结整个时代最典型、最清晰且最能与历史相协调的样貌特质。而之于近现代的中国无可置辩的是，能够超越时代，将进步的作家身份与知识分子的传统近乎完美的结合，并创造性的赋予其难能的启蒙者角色定位的，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