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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百科全书》中如此解释宽容:“宽容是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能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的见解,有耐心、公正与容忍。”之所以能从遥远的彼岸传入欧洲大陆,并以星星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正式因为他们秉承耶稣“爱人如己、驱除狭隘,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教条,关爱穷人,众生平等。但是很可惜,在得势之后建立了一整套专制制度,独揽政权,建立宗教法庭,迫害持不同意见者,以“异教徒”之名将众多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人物送上断头台,所有与相悖的文化,不管新与旧,都被排斥毁灭,人们失去了选择信仰的机会,没有宽容,整个西方世界陷入泥沼。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就此衰落,欧洲中世纪沦落为“黑暗的世纪”,长达千年,直至文艺复兴。
这看来似乎是荒谬的,为何昨日还身为当局不宽容政策下的被迫害者,翻身做主人后马上又变了一副脸孔,排斥起那些依然处于不被宽容境地的弱势对象?房龙用一系列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整个西方中世纪历史发展似乎就是在宽容与不宽容的斗争中推进的。而不宽容产生并一直作为当权者的重要行为准则,是因为“恐惧”,如果我们也站在曾经历过的悲惨境遇角度去体会,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恐惧,因为生存对于那些没有权势的信仰团体是在太难,他们经历过风雨飘摇的惴惴不安后,害怕再经历一次可能被灭绝的命运。于是,他们以“不宽容”来铲除一切可能会对他们的安定地位造成影响的宗教团体,“不论采取什么形式的迫害,都是恐惧造成的,迫害的激烈程度反映了哪些树立绞架、往火刑柴堆扔木头的人的焦虑程度”。
但事实告诉我们,只有自由,包括贸易自由,人身自由,思想自由,才能促进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发展。古希腊的宽容政治体制下产生的文明和思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哲人的思辨精神,依然照亮世界,直至如今;文艺复兴时期的伏尔泰、拉伯雷、孟德斯鸠等等,他们的思考、言论,为现代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这些哲人的产生,应该归功于所处时代的开放、宽容,而如今我们再回忆起不宽容的中世纪,似乎只能在脑海中漂浮过那烈焰冲天的火刑架,和周围不宽容者狰狞的面容上,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
不宽容的不仅仅是,看看书中介绍的其他历史事实:马丁·路德,这位宗教改革者,本来宣称“烧死异教徒有违圣灵精神”,几年后,就是这同一个人,一想到那些新教徒想要回归天主教,就陷入仇恨的暴怒之中,宗教迫害又在新教徒范围内兴起;罗伯斯皮尔,这位法国革命先驱者,领导人,在推翻君主统治和宗教独裁后,宣称自己是“弥赛亚”降世,迅速处死异教徒,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腥风血雨,那些为法国革命献出生命的流血牺牲者,成为新一任独裁者的垫脚石。
古希腊的西马库斯说:“我们仰望同一片天上的星星,都是这个星球的匆匆过客,居住在同一个苍穹下。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终极真理,走哪条路去寻找真有那么重要吗?生存之谜太玄妙了,不应该只有一条路通往正确答案。”可人类一直不肯妥协和承认,人有精神自由,人生而平等。
宗教的独裁政策导致了反抗活动此起彼伏,在暴力的镇压下,和平只是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的深海,一旦外界有风吹草动,就会巨浪滔天,不可遏止。经历了英国国王的新教自立、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的思想风潮、法国大革命的奋起反抗,宗教统治终于土崩瓦解。
生在如今宗教宽容环境中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那个因信仰不同而命丧黄泉的时代,因言语分歧而被判定为异教徒备受折磨的时代,但请记住这些为自由的宽容献出生命的人,他们用身躯谱写一部与宗教不宽容对抗的历史:
“我将被烧死,但这只是一件小事,我们将在永恒中继续辩论。”——塞尔维特
“仅仅因为人数多寡,而希望跟群体或多数人思想一致,正是头脑怯懦低级的证明。”——布鲁诺
1、对付同类的屠刀,向来以中国人的最为锋利。房龙在《宽容》序言里写到,那些老古董对付先驱者——“他的伤口一旦愈合,就必须接受审判。”可知这些一定不是中国的先贤圣人;若换成中国人,想来不必等到伤口愈合,何况杀人哪里用得着审判?
2、“半数以上的村民死于饥寒”,于是就造反了;相形之下,中国百姓要比他们坚毅得多,宁可“易子而食”,吃死尸,人吃人,也还不至于造反——饿死事儿小,失节事儿大啊。看1957到1960年,伟大的新中国饿死3000万人,刘主席对毛主席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话果然上了史书,也不见有人揭竿而起。
3、“一天夜里村子里发生了叛乱。绝望给了那些曾因胆怯而沉默的人以勇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饥饿的人果然与禽兽无异。
4、“一条饥饿的豺狗已经把他拖入了自己的洞穴。
在小路的一头,人们立下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先驱者的名字。”
这一段耐人寻味,至少告诉我们两层含义:
一、先驱早已被豺狗拖进山洞,躺在水晶棺材里的绝不是先驱;好比兵马俑是把死人给死人统治,那么水晶棺材岂不提醒我们,我们是被死人统治的活人?
二、那块写着先驱名字的石碑将来一定是绊脚石,这一点倒是与水晶棺材颇为一致。
5、“为宽容而作的斗争,直到个性的价值被发现后才开始。
这一现代最伟大的发现,是希腊人做出的。”希腊人未必宽容,但至少真的——不是据说发现了人的价值。“据说”这个词,向来是中国人用用的,“据说”人的价值是中国人发现的,证据写在《孟子》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6、“只有那些能以最小痛苦,为最大多数人赢得最大幸福的社会,才是具有价值的。”普罗泰哥拉的这三个“最”,弹性之大,可与“三个代表”的“最广大”相媲美;案这么说一个新的进步的社会形态出现后,相对旧的就不具有任何价值。
7、还是普罗。“生命如此短暂,不应该将珍贵的光阴浪费在研究不确定的诸神的存在上,而应将所有精力倾注到使身存更美好、更幸福着一目标上来”,神果然没有幸福重要,这一点中国人早就懂了;且看中国的泥塑傀儡,都是降水龙王、送子观音、财神之类。
8、“苏格拉底小时候没有钱接受正规的学院教育,因为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很功利的家伙,教一门课程要收两千块钱。”果然古今中外的专家教授都一个德性,可惜当代哲学不能唬人,只好挂上“国学家”的名头继续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