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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样一个人,本性自由,却深陷官场纠葛一生;喜好名山大川,却迫不得已四处安家;他身居侍郎之职,却主动请辞调离;贬于荒野域外,却依旧笑对人生;他一生相伴两人,却与最爱之人无缘相守;自比陶潜隐世,却为世人所闻。
他以词著称,和诗仙李太白一样,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同时又是中国公共医疗事业的开创先驱,是中国南派画的奠基人之一,他是一位缜密的工程设计者,精明的国民经济观察家,业余的酿酒师傅、制墨者、炼丹术士以及美食家。
他的天才在那个时代无人能及,因为这份天才,敬仰和尊重,他一生朋友无数,同样因为这份天才,嫉妒和恐惧,他始终被政敌所扰。
从鹰击长空壮志满怀到身心空明皈依佛门,他只在世六十二年,却传世千秋。不仅仅因为他的诗词,更因为他不朽的精神。
他究竟还有什么,不为所知?
他便是苏东坡。
苏轼被被贬到雷州半岛的惠州,当时属于尚待开发之地,然而苏轼在这里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乐趣。曾记载,苏轼尝试着自己酿制桂酒,一边酿,一边品,以至于醉倒在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顽童跃然纸上。这种顽皮的天性似乎源于其祖父,那个同样戏谑的老顽童。而他的弟弟苏子由,似乎更多的继承了父亲苏洵的内敛与严谨。不过有这等的才华,恐怕苏轼想藏也是藏不住的。
世人更多看到的是苏轼的才华和令人恐惧的乐观豁达,他曾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的快乐无人能及。但是或许更少人知道,这样一位大词人于政治上的刚正不阿,以及因此遭受的惩罚。就好像贝多芬失去听力却依旧写出了传世名曲,实属不易一般,遭受如此对待(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惩罚,被贬最远行至海南,还包括一直排挤他最严重的人,其实是他青年时的好友这样的内心打击,以及自己的政治抱负落空,眼看一批名臣巨擎被流放,朝廷小人当道的痛心),苏轼却依然保持了内心的平静与豁达,更让人感叹。
抛开林语堂对于王安石当政后对苏轼排挤的描写与评价,苏东坡确实不适合身居过高的职位,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在杭州他早已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思行合一的优秀官员,只是苏轼太不懂得如何处理官场中的人际关系了。身居地方,他为一方之职兼具文学首辅的威名,自然意气风发左右逢源,况且有主政的太后支持,杭州在他制任期间,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属于经济文化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改善。然而身居侍郎高位之时,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便体现了出来,不懂得利用皇帝,而仅仅寄希望于呼吁,这是万万不行的。太后去世后,精明的小人们马上打击了他。
幸好我们的大文豪是为开朗乐观的人,否则我们可能也体会不到那么多优美的诗词和散文了。
摘录一《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逐步至天承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明空,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耳。
表意,中国文学,绘画以及书法的最高境界。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曾这样评价过文坛的巨子:“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似。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有他独自品尝。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心胸狭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类比苏子由――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
说道底,在于苏轼面对,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也许是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他概不搭理。
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存在不会对那些带头人物有所威胁,那你就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休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听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当特别提防开罪他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作者说这就是朋党之争时政治之中的规则。
显然,苏轼已一一犯规了,但这并不是他不明白这些“秘诀”,实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这些本性是值得歌颂的。苏轼就是要做到说话做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当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苏轼也曾写到:“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也许他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灾祸,全是由于他的才智。但我想,这更是因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灭呀!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可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上的。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为妓nv提诗,他和和尚趣谈,他为百姓求雨,他四处游历。苏东坡的诗词良篇里,他即能写出赤壁赋这样恢弘的文章,也能写出“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
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气,必当永存。
苏东坡传书的作者林语堂,也是我一向十分喜爱的作家之一。他在《京华烟云》里塑造的姚思安和姚木兰这对父女,也是中华文化中道家思想的践行者。在传记中,林语堂对苏东坡给予了无上的赞誉。作为一个喜欢苏东坡的读者,读到这样的书,自然如遇知己。可是也正是由于他对苏东坡的欣赏,所以对当时另一位政治名人王安石,书中散发出强烈的厌恶感。甚至将一篇攻击王安石的伪作《辩奸论》算在苏东坡的父亲苏辙身上,连王安石的怪癖性格,也都成了他做作以博取名声的罪名。我对王安石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但对于改革者,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我都认为,至少他是时代的勇者。
可是,我很佩服苏东坡。第一是因为他为人十分乐观。他经常被贬到这贬到那,但他从来没有一次愁眉苦脸过,总是以乐观的心态去应对每一个人。第二是因为他作诗根本不用去苦心收集资料,只要遇到一点小事,他都能挥笔写出一首诗来。并且他的诗永远是那么清新。
同时我也异常同情他。一个人被贬到一个又一个地方,这一刻不明白下一刻的命运。就连最终死也是死在被贬的路上。可真够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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