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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一部很好的历史人物传记,同时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通过这本书,我清楚地了解了苏东坡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生全貌,而作者在字里行间里透射出的洒脱、超然以及慈悲的情怀,非常完好地诠释了苏东坡的性格和精神境界——我认为林语堂的文笔非常适合描绘苏东坡这个人,因此本书不但是传记,甚至可以当做文笔优美的小说来读。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曾这样评价过文坛的巨子:“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似。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保”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有他独自品尝。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心胸狭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类比苏子由——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说道底,在于苏轼面对~,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也许是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他概不搭理。
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存在不会对那些带头人物有所威胁,那你就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休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听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当特别提防开罪他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作者说这就是朋党之争时政治之中的规则。显然,苏轼已一一犯规了,但这并不是他不明白这些“秘诀”,实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这些本性是值得歌颂的。苏轼就是要做到说话做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当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苏轼也曾写到:“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也许他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灾祸,全是由于他的才智。但我想,这更是因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灭呀!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可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上的。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为妓-女提诗,他和和尚趣谈,他为百姓求雨,他四处游历。苏东坡的诗词良篇里,他即能写出赤壁赋这样恢弘的文章,也能写出“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
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气,必当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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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苏东坡传》读完了,原谅我的才疏学浅,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也才是这几年的事情,所以也不敢夸夸其谈,只是在不断的提升自己,是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公司的读书会上,会议的章程中有一项是每人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公司的一位领导为我们推荐的就是林语堂所写的《苏东坡传》,通过他的推荐,让我了解了苏轼不是我之前认为的那个苏轼――只是一个诗人,小时候对诗人这个概念很模糊,认为诗人就是喝喝酒、写写诗,然后平时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完全忽视了当时的科举,他们也是为政一方的政治人物。第二次接触到《苏东坡传》是在看余秋雨写的《山居笔记》――苏东坡的突围,字里行间秋雨先生对东坡先生很是佩服,佩服他冲出重重围挡后坦然自若、淡泊静定。
读完全书,林语堂先生对东坡先生的概述很到位也很简练,我自己也想不到能用什么更简单的文字来提升。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寥寥数百字就把苏东坡的一生所为全部囊括,他最后才是诗人,在诗人的身份之上东坡先生更是一个有所作为、百姓信赖的从政者,是苏子由的好哥哥,是朋友能够推心置腹的知音。
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喜爱溢于言表,全书读下来每个字都透漏着这种喜爱,他喜欢苏东坡的生活态度。苏东坡坎坷一生,各处为人民奔走,一个正正把人民疾苦放在心上的人,无论多大的挫折,都改变不了他豁达、达观、自得其乐的生活态度。
苏东坡近乎高中状元,没考中的原因只是欧阳修误以为东坡的文章是自己的门生,为了避嫌,将其评为第二,不过这根本不足以遮盖东坡在文学上锋芒,欧阳修评价他的文章“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要知道欧阳修在当时还是文学权威,门生遍地,同时欧阳修推荐苏氏兄弟二人参加制策,宋仁宗看了两兄弟的策论文章直呼“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两个宰相”,足以能证明东坡在文学方面的造诣。
东坡并没有恃才傲物,他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他眼前没有一个不是好人。同时他一直努力为底层老百姓发声,为人民谋福祉,放到当代也是一个名声很好的从政者,为百姓建造医院,改善饮水,疏通湖泊,被贬黄州后成立救儿会,一生功德无量,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描写东坡先生再合适不过。
东坡先生也是个普通人,在深陷“乌台诗案”,朝廷派人去抓捕他时,他也会害怕。他也会求“长生之道”,他所求之法不是强求,只是在修炼身心,她在惠州的书房叫“思无邪斋”,他相信纯洁的思想才是淳朴生活的基础,这也是他一生所信奉的宗旨。
苏东坡的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恃生而存,不随死而亡。他的这股正气,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现在,我想我们就应该学习他的这种浩然之气,纵使学不到这个高度,但起码也应该有一身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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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仰苏东坡,因为他乐观豁达的性格。“成也其诗,败也其诗”用在东坡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乌台诗案”让人不禁感叹:天才往往是被人嫉妒的,要不是苏东坡太有才华,锋芒太露,原来与之为友的同道们也不会转而排挤他,他也不会落的几度外放他乡的下常好在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没有郁郁寡欢,而是随遇而安,创作才情与此同时也越发充沛。在密州,他写出了公认为最好的中秋词《水调歌头》,那动人的词句和凄美的意境至今长盛不衰。而在他晚年身处的岭南蛮荒之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也正是苏东坡明朗豁达心境的写照。
我敬仰苏东坡,因为他的浩然之气。当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苏东坡等人立刻提出反对,苏东坡利用他最擅长的武器――笔,写出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精神,都显然可见。随后苏东坡反对变法失败被贬至杭州,于是,他远离了喧嚣,回归于清纯空灵;他习惯了淡泊,才情更加俊逸洒脱;他明白了如何应对困难,才能做到宠辱不惊。“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东坡这一豪气干云的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坦然自适,在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
诚如林语堂所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心灵的喜悦,是他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苏东坡的浩然之气,也将如他的诗词一样永留千古!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眩
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
64年人生,稍顺即逝,为官44年,对于苏东坡来说,这一路却是坎坷的,3次贬官,心态依旧,这是难得可贵的。
22岁的苏东坡,怀揣着满腔的热血进京应试,受到了考官欧阳修的青睐,对于苏东坡来说,这是他为官生活的开端,苏东坡信佛教,同时保持着“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
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写到“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明则复为人矣。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这句话是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的,在我看来这表现的是苏东坡对于人格的一种看法,“浩然正气”说的就是一种心胸的宽广。苏东坡认为,气是独立的,不会随着世事的变化而改变,正如人的初心,对于一个人来说倘若他有怎么样的初心,那么在他的人生旅途中都无不体现着。而这正是苏东坡,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44年中,三次被贬,分别贬至黄州、潮州、儋州。对于贬官之人来说他们本是失落的,但苏轼却与众不同,他没有因为贬官而否定人生,否定自我,而是力求自我超脱。从他的诗词中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被贬后依旧心系人民百姓,做着想欧阳修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如在《赤壁赋》中那段精彩的主客对答,我也不难看出苏轼有着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他的乐观与豁达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那么的不同,人生就好比是心电图一样,有起有伏,起证明着成功,伏证明着挫折,如果是一条平直的线,那证明你已经死了。而面对人生重大的挫折,我觉得苏东坡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人生起伏又如何,做到问心无悔就好了。乌台诗案,王安石变法是导致苏轼贬官的主要原因,但回首这些事情,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文化氛围吗?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处于封建时代,这些东西并不大被认可罢了!
事实上,在我的生活中面对困难与挫折我会像苏东坡一样,以一个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哪怕是处在人生的低谷,都会通过任何正当的方式调整自我的心态。苏以游玩释之,吾以运动释之,我会想无论好坏这一切都是浮云罢了,坏的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与此同时也不忘为他人着想。
人生不易,与其让自己郁郁寡欢地度过,不如让我们像苏东坡一样,以一个乐观豁达的心态去对待人生,对待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让国家不断强大起来。
平凡的人对于“光芒夜半惊鬼神”的天才总是有种不可名状的畏惧,如徐渭、如梵高。但对于性情平易近人,骨子里流淌着温和谦恭血液的天才,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和亲切感,比如苏东坡。
苏东坡是朴实的中国百姓脑海里一切美好形象的真切合体。他实实在在就那么人人眼、他轻轻松松就能够暖人心。他满足了我们对中国文人的所有幻想。
顶着一副粗犷老农的外表,不是不英俊,而是让人看得太舒服。一脉浩然之气用尽,不只为自己,还将那福音传给大江南北的百姓。一声“如蝇在食,吐之方快”,可见他清狂而非轻狂。一叹“……不思量,自难忘”可知他用情之真思念之深。
喜爱苏东坡,是因为他在那苍茫天地之间如同一株小草――在奋力钻出黑暗的夹缝之后、在见到惨淡天光的那一刻,以不比常人的坚定之心相信光明,从此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郁郁葱葱,屹立不倒。沧桑笔直的树干是他的独善其身,伸展而开的绿冠是他的兼济天下。几十年人生跌宕,风风雨雨使得他从肉体到心灵,都变成一个不能被轻易伤害击败的人。中国文人敏感脆弱的灵魂,在他这里去掉了多愁与伤怀、抑郁和不安,只留下一种叫“看得开”的心情,叫“想得明白”的心境,和“同情弱者”的心怀。
走近苏东坡,从他那一句“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开始。这种生活不同于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净,也没有刘禹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么“高水平”。苏东坡是和谁都玩得来。他可与三教九流为伍,并且从不失那颗赤子之心。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活法!在他眼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他心底,一涓宽容之泉早就将政敌带给他的不愉快全部带走。因为知爱,因为懂爱,更因为有爱,他成为古今士大夫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这种活法是他受人欢迎的原因,是他心灵幸福的秘诀,也是他留给这略显苍白的人间巨大的精神财富。
感悟苏东坡,从他那一句“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开始。一个人能对浩然之气有如此深切之感,想必该精神必定贯穿他人生始末。苏东坡正是如此。从朝廷上的当仁不让,到贬谪为地方官的身体力行。他的奏章、他的功绩无一不透露着那不谋私利,一心为民的感情。身在名利场中,诸多不由己。却因为有那股浩然之气,他把决心下得更彻底,他把脊梁挺得更硬。他像一股旋即有力的清风,吹散了所到之处的污浊之气。
想起苏东坡,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个大腹微便便,体态微宽的形象,让人安心让人贴心。他身上没有“文人相轻”的酸味,他身上只有温温暖暖的阳光的味道。时常忍不住在心底唤一句“老东坡”,因为羡慕,因为喜爱,更因为感叹。羡慕他的才华横溢,外加那一副好心肠好脾气。喜爱他儒者的翩翩风度,那是一个翰林大人美好的形象。也更感叹那一颗赤子之心、一身浩然正气、一片坦然心境。
时光早已涤荡了苏东坡心中那因贬谪、因颠簸、因月光、因夜风而生发出的一切忧忧愁愁不达不快,只留下一个摆脱了官场的羁绊、人事的纠纷的大文学家的形象,由宣纸上的墨迹、石碑上的刻纹穿越千古传递到我们面前。翻开旧书,在那无数豪情四射的诗词笔墨之间,我只看见我那温温暖暖的老东坡,带着他的大黑狗,拄着一根竹杖,悠悠然然地行走在世间。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曾这样评价过文坛的巨子:“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似。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有他独自品尝。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心胸狭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类比苏子由――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
说道底,在于苏轼面对,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也许是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他概不搭理。
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存在不会对那些带头人物有所威胁,那你就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休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听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当特别提防开罪他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作者说这就是朋党之争时政治之中的规则。
显然,苏轼已一一犯规了,但这并不是他不明白这些“秘诀”,实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这些本性是值得歌颂的。苏轼就是要做到说话做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当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苏轼也曾写到:“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也许他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灾祸,全是由于他的才智。但我想,这更是因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灭呀!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可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上的。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为妓nv提诗,他和和尚趣谈,他为百姓求雨,他四处游历。苏东坡的诗词良篇里,他即能写出赤壁赋这样恢弘的文章,也能写出“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
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气,必当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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