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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曲催人泪下的歌曲……让我回味无穷，百看不厌。
蒋廷黼所著的《中国近代史》，贯穿了中国近代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至20世纪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近一个世纪历史，讲述了整整一个旧民主革命阶段――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辛丑条约……作者用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描述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翻开这本《中国近代史》，就仿佛掀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长卷。为何当时的中国多次被列强的铁甲钢炮给轰开了古老的.大门？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人的守旧。中国人的守旧造成了他们思想的落后，思想的落后造成了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造成了国防的落后，国防的落后就造成了国家不保的危险。很可惜，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时，李鸿章勇敢地站了出来。
李鸿章，何许人是也？世界排行第九的北洋水师的创始人与统帅，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一，晚清四大民臣……无数的荣耀集他一身，可谓是时势造英雄。或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李鸿章认清了仅有向西洋学习才能自强的道理。
历史就是这样公正，也是这样的残酷，它不会给予弱小者任何悲悯，也不会给予强大者任何协助。当清王朝的统治者在宫殿里享着天伦之乐之时，西方的工厂里机器正在轰鸣。李鸿章向西方学习，建工厂，设学校，成立北洋海军。虽然他自强的方式很不错，可是他自强过后却也救不了国，因为他自强的不彻底，没有认清楚清王朝落后的根本原因，思想上不改变就算是他本事再强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在那个时期，想要自强是有多么的困难。
历史早已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因为即便我们对历史有多么的不满，我们也无法将它改变。无论是什么年代，都是属于强者的。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要有着强烈的职责感。如此这般，才能为祖国做出贡献。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近代史老师最大的价值是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陈岳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本是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并且个人更喜欢后者，培养了对历史的兴趣，改变了看问题非黑即白的逻辑。
在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作者将近代中国的激荡八十年娓娓道来，讲述了列强轰开国门时的剿夷派与抚夷派的作为，从洪秀全，曾国藩两个人物去解读太平天国起义，然后是变法自强。此书作于民国时期，语言却十分口语化，几乎找不到古诗句(引用材料除外)，更没有马克思的术语，不在语言上设置阅读障碍，而是用别样的观点引人入胜。
近代化
在总论中，作者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独立富强是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必经途径就是近代化。作者还对近代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利用科学机械，组织近代民族国家，赶超西洋人。
作者把中国的衰落归结为三点：科学，技术，民族观念。其实民族观念的背后是政治体制，是思想文化，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政治体制。在封建集权体制下，产生了这么一批好大喜功，妄自尊大的官僚，产生了这么一批仁义道德至上，极为重视个人名誉，固步自封的官僚，产生这么一批只知宗族，不知国家的民众。这个国家看上去文明礼化，尊卑有序，却从来不知道平等是什么东西，更不知个人，自我在哪儿。
爱国
从剿夷派和抚夷派看什么叫爱国。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爱国?这个无从判断。因为这是一个道德判断。就如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一样。如果非要找一个标准的话，那就是看他所做的，不要听他所说的。如果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对国家有利的，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都是爱国人士。如果一个人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所作所为甚至所言，只是满足了道德上的虚荣心，却不考虑这么做是否对国家有益，那他就是不爱国的。对国家有益是指对国家的实际物质利益，并非道德上的。在面临列强的枪炮时，如果按照强硬派所说，那么中国人都去当炮灰了，这可能会得到别人道义上的赞扬，但这明显是损失国家利益的，是极其不明智的做法。
还有一点，无论是剿夷派，还是抚夷派，都没有这个观念：国家之间是平等的，我们强调的是有权有势就高人一等。英国贸易之初想要通过谈判外交与中国通商，却因使者不肯跪拜，惹得乾隆这位西方人眼中的开明皇帝不快，通商也就无从谈起。
改良
改良能够取得稳固的.成果，减小成本，但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把握好节奏，然后水到渠成。但近代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越来越激进，越来越等不及。洋务运动从近代工业上撕开一个小口，然后逐渐扩展到民用工业，然后是培养技术人才，建立新式学堂，从学习西方技术，逐渐就会引进西方的思想。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转变无疑是漫长的。革命不会缩短路程。“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是困难的”改良需要平和的环境，不仅仅是国外环境，还有国内环境。这使人不得不惋惜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浪费的十几年的光阴。
看世界
不得不佩服有些人的眼光和思考能力。清王朝盲目自大，完全陷入自我的状态，不看世界一眼，鸦
片战争失败了，却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震撼。她已经麻痹了，或者已经狂傲到感知不到疼痛的程度了。曾国藩在日记中虽提及此事，却并不明了这件事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与古籍。林则徐刚开始也是对洋人一无所知，以为用“民心”就可以战无不胜，后来才意识到这不过是拿民众当炮灰，于是睁眼看世界。可恶的是那些见识到洋枪洋炮厉害，还守着“民心”不放，只在嘴上逞强。李鸿章值得人佩服，有眼光有能力。明治维新以后，李鸿章就认为日本不可小觑，主张发展中国的海军。可在一般人眼中，日本不过弹丸之地，根本不值得一提。这也是为什么甲午战败使国人如此震惊。
第三篇：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提起中国近代史，似乎就是说中国落后挨西方列强打的一部屈辱史。可是看过这本书以后，感觉有很多观点被刷新了。首先，洋人的动机原先并非一开始就是以政治颠覆的诉求为先，而是想来做生意的。是中国先不给予洋人以平等地位，洋人才要用炮舰来求得这个“平等”，最终反而是占了优势，中国变成不平等的殖民之所了。其次，中国方面并不是一向被压着打的，中间其实是有很多次没有让洋人占到便宜，很多历史教材上斥为卖国的旧官僚表现出来的强大学习本事和执政水平令人动容，而另一些所谓的民族英雄其实不仅仅思想守旧，客观上也让国家付出沉重代价。再次，中国民众始终未能得到唤起和组织，成为国内斗争和国际争端的一再牺牲品，甚为可惜可叹，他们在所有的权贵眼里都可是是随时可供消费的数字而已。上层的一切，看似一边倒，看似结果可期，其实都有研究、有较量、有逻辑，只可是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十分准备好，吃亏面大些，但并不能说没有努力过。
本书的史料很精当，举了很多奏折和批文的'原文，还有不少英国方面的文献。作者功底深厚，不仅仅解其总意，并且注意字句选用的细节，推导出双方博弈的心理活动，以及当事人在其本国和谈判对手之间的周旋的余地。这样读史，才是能还原历史的全貌，并留给读者足够的空间自我独立得出可能和书本上不一样的结论，而非只说林则徐销烟好、李鸿章签马关坏。销烟到底是不是当时博弈的最好手段？马关条约是不是已用尽谈判的空间？中国看重的是什么，英国看重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不分析，不回答，结论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只愿锁国自大的历史杯具不要再重演，因为我们都是百姓，出了事情大抵是要被牺牲的那群人。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以前真没听说过这个人，直到看到K教授的一篇小文中引用了蒋先生的一段结论，继而对他发生了兴趣，看来看超星版的书，他的八卦，关于他的事迹，对于他的学术和官场生涯的'评价，当然最颠覆我的历史观的还是对于中国历史的两种不一样的视角，或者说“范式”。
蒋先生所代表的历史观，和我当年看茅海建的书感觉类似，他所关注的是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所有历史人物的臧否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而这种历史观是在我从小理解的历史教育里看不到的，我们的近代史是革命的历史，我的历史课本里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革命。
两种历史观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解读影响无疑是致命。看完蒋先生的书，再看我国的近现代史，真是别有一番天地。
第五篇：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作者以为，那时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是陈旧腐朽的器物和政治，且在根本上是落后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十九世纪“中古的人民”。相比较而言，1840年以前的西方世界却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礼貌。零零碎碎的五百年中，西方世界已历经了不知几多剧烈变革。自帕台农神庙和万神殿予追寻自由、财富和现世幸福的人们以庇佑，几乎统治了欧洲整个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皇的头顶，上帝的光环便开始消退和弥散。而即使是信奉国教的英国国王，也不得不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中，逐渐掣肘于他以往忠诚的盟友――下院中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神奇地驱动着笨重的火车轰鸣向前，满载意气风发的新贵们，去往金碧辉煌的水晶宫。在这风光无限的旅途中，“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理性主义被高声呼喊。这呼喊甚至从大西洋彼岸独立不久的美国传来，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直抵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狱。这时充斥着西方的不仅仅是呐喊，更甚还有前所未有的照亮沉沉黑夜的光明。这光明一旦降临，工厂便再无眠夜，机器的齿轮飞快地运转，推动着西方世界驶向那更为喧嚣和嘈杂的远方。就这样，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而来，一举将稚拙的美国和以往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推到了科技的最前沿。
经此一番比较，清王朝在坚船利炮下的不堪一击是能够预见的，因为西方的优势是如此显而易见。当蒋廷黻站在十九世纪中国沦为半殖半封社会的历史转折点上，环顾四周，他望见“东方日出之国”正喷薄而出、冉冉升起；他也依旧记得俄皇“大彼得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可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的历史。（正是“大彼得”的这些作为，奠定了俄国近代化的基础）而在离他最近的时代，他看到，在几近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土耳其――那个也曾是强盛一时的大帝国，却因只知保守而被欧洲列强宰割的土耳其――的废墟和瓦砾上，民族领袖基马尔“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重新打稳立国之基础。“这三国理解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所以，在蒋廷黻看来，“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理解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为了论证上述结论，作者再次回首中国近代史的曲折坎坷之路，顺从历史迈进的方向，踩着“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这道久远的印记出发，跌跌撞撞，艰难摸索，一向到踏出“惯彻总理的遗教”这个纹络分明的脚印；本书第二部分也相应地从“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自强及其失败”一向叙述到“瓜分及民族之复兴”。正如作者在总论中陈述的：“此刻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在这段回忆的推进过程中，不仅仅作者，连我们也隐约仿佛感知到了一线历史的逻辑。
可是作者“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理解西洋文化不可”的论断有未免过于武断，以致时常遭人诟病。这种“全盘西化”的话，这种不顾中国实际、抹杀民族传统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也的确反映了作者政治思想上的短视。可是后记《难以遗忘的人与书》也给出了一份解释，它这样写道，“一方面，蒋廷黻对本民族的文化并未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也不主张顶礼膜拜西方的一切；另外，他梦想的社会改革蓝图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非照搬英美的民主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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