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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这本并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难懂的书。找时间的困难,集中精力读书的困难,在很长时间不能完整阅读一本书之后,更是难上加难。谨以此篇,作为自己又开始正常阅读的标记。
该书成文于1938年,正是全面抗战开始的初期,对1840至1926年的史实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集中于中国的现状、自强的努力和中西关系。能够带来更多思考的是中国遇到的每个大难关中,作者都对中西邦交的大环境和矛盾点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近代邦交,是中国前进的大阻碍,同时也是大机会。
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因为路途遥远,因为中国经济自给自足,邦交不必有。没有邦交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因为我们是“天朝上国”,所有与我国打交道的外邦,如高丽、琉球等,都尊我们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所以,西洋各国,在我们眼中,也一般无二,都是外夷。我们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世界。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英国首先对与中国通商的需求迫切了起来,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两次派遣使者访华,希望能够加开通商口岸,明确关税,派驻大使,并给予一个小岛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和贮货。因为“跪拜之礼”的问题,遭到乾隆的拒绝和嘉庆的驱逐,关闭了和平通商的大门。“虎门销烟”在中国人看来只是内政问题,在英国人看来,确是武力争取通商的必然。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这次战争,自是压迫深重、民族苦难的开始。然让作者遗憾和痛心疾首的是,我们没有睁开双眼向外看。我们没有从两次使节访华中看到西方科技的进步,也没有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看到西方的强大,选择了继续沉睡,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惊醒了少数人,错失20年光阴。
试想,如果能够在英国使节访华的时候,睁眼看世界,积极融入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大世界,我们将有机会获得极其光荣的国际地位。如果能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时候,痛定思痛,奋力自强,我们的改革将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东方世界,我们将居上,而日本将居下,免去多少民族的苦难。
然而,20年光阴匆匆过,机会也并不是只有一次。186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了艰难的自强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以自强。此时,日本已全面快速地西化,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并接受西方的民族思想、立国精神。于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揭晓了在第二轮的'比赛中,不彻底地学习和改革是不行的。
其实,甲午一战,也许可以避免失败。中国没有打算一定要打,日本也没有必打的决心,是国内各种不明世情的舆论的激荡和外交判断的不准确,才势成骑虎。是海军用人及训练的不科学,战略战术的失败,才一败涂地。
作者于每一个大难关处,看到了中国的“难”,又从错综复杂、利益交错的国际关系中,看到了民族生存的“机”。然而,受限于沉重的历史惯性,我们还是“太慢了”,以至于经受了太多苦难,才终将完全地奋起。
最近翻看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薄薄的一本,所以一口气读了下去。这本书是作者赋闲汉口时,花费两个月时间一气呵成的。尽管如此,却并不意味着它的资料肤浅。蒋先生本人是近代的留洋博士,修的历史学。或许正是他在国外学习到很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资料,对致力于国家统一的英雄人物所震撼,所以他衷心地期望中国能摆脱中世纪的困顿,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这本书是他对当时的中国的深深思索。它主要讲的是以中国当时怎样一步步学习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案。
大家都明白,中国的近代史要从西方的对外殖民战争讲起。因为一场浩浩荡荡的革命,英国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带来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使人们先前对生存本事的恐惧自然消除,反而激发了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能。当时是的俄、意、日国家都是在这种外界环境压迫下,走向了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靠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一向等到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让那时中国真的没有感觉到有改变的必要,有着稳定的农业经济,完全满足人民的生活所需。并且在那之前两千年中国人充满优越感,因为周边那些国家确实在礼貌形态上相较落后。
所以中国并没有在工业革命和新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明白他们所应对英国、法国并不是过去的蛮夷,英法等工业国家并不是到中国来朝拜进贡,而是贸易。那时的中国,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根本不明白工业革命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因而中国错过了其中一个外国人马戛尔尼来华提到的重构近代国家关系的机会,此后引发鸦片贸易,又因鸦片贸易引发战争,中国由此错过数十年发展机遇,直至两次被打败,方才有人意识到时代不一样而思考改革。
中国遭遇西方人的攻击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在被攻击的过程中完全有机会有可能转祸为福化险为夷,像日本等许多后发展国家一样大胆理解西方礼貌。以中国的人力物力,倘若像日本那样理解了科学机械,重构中国礼貌,那么中国不仅仅会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并且必须会在国际上重塑中国礼貌的辉煌。历史是不会改变的,而历史的经验我们是能够汲取的。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谁排斥改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所以,我国正在大力倡导的创新改革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之道,也必将永远处于进行时。
《中国近代史》是由蒋廷黻先生编写的一部讲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及其背景的书。这本书是蒋廷黻先生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思考,1840年--1925年这段时间,也让我对神州大地上的人民有了更多的了解。
当时的由于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以及过于膨胀的`君主专制,不明白他们所面对英国、法国并非是之国,西方国家带着绅士风度并不是到中国来朝拜进贡,而是来进行贸易。那时的中国,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根本不知道工业革命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而此后引发的鸦片战争仅仅是因为皇帝对待马嘎尔尼十分无礼。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失败及剿夷派崩溃后,才有人意识到是强国之路。
其中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林则徐这个人物,他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代表人物。鸦片战争的失败跟林则徐本人是有着很大关系的。在虎门销烟时,林则徐看起来是一个十分有决断,有思想,一心为国保卫人民且百战百胜,战无不胜的人。其实他也真的觉悟到了是时候去西方取经了,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把他的想法大胆公开出来?如果从他那时起,觉悟了的士大夫都去表达自己,那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会早二十年。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在他心中,他的名誉比拯救世界更重要。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通病。我认为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士大夫本来就是胆小懦弱,不敢说出实话,另一方面是皇帝和官场的大背景十分固化,且皇帝时常用人不当,使士大夫们不敢言也不敢怒。所以我认为现在的统治者应当多听取八方的意见,让真正有抱负的明珠慧眼帮助中国一直进步。
其实只要当时政府回过头去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闭关自守是多么大的错误。远在唐朝时,日本就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快速引进中国文字,服饰,建筑甚至是管理制度,它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进行很彻底的进行,于是它就越来越强大。不说日本,当时玄奘西行,引进了佛教,使其在中国发展。佛教的引进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选择,还促进了国家的管理。这说明引进外国的优秀文化是一个促进国家发展的好办法。倘若当时的中国有足够高的智慧,大胆引进西方文明,将战争化险为夷,那么中国不仅会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而且一定会在国际上重塑中国文明的辉煌。历史不会改变,但我们可以吸取历史的教训。学习历史,吸取教训,是走向成功的比较好捷径。在做决定时,想一想曾经走过的弯路,或许,它就会轻松许多了。
作者以为,那时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是陈旧腐朽的器物和政治,且在根本上是落后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十九世纪“中古的人民”。相比较而言,1840年以前的西方世界却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礼貌。零零碎碎的五百年中,西方世界已历经了不知几多剧烈变革。自帕台农神庙和万神殿予追寻自由、财富和现世幸福的人们以庇佑,几乎统治了欧洲整个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皇的头顶,上帝的光环便开始消退和弥散。而即使是信奉国教的英国国王,也不得不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中,逐渐掣肘于他以往忠诚的盟友――下院中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神奇地驱动着笨重的火车轰鸣向前,满载意气风发的新贵们,去往金碧辉煌的水晶宫。在这风光无限的旅途中,“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理性主义被高声呼喊。这呼喊甚至从大西洋彼岸独立不久的美国传来,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直抵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狱。这时充斥着西方的不仅仅是呐喊,更甚还有前所未有的照亮沉沉黑夜的光明。这光明一旦降临,工厂便再无眠夜,机器的齿轮飞快地运转,推动着西方世界驶向那更为喧嚣和嘈杂的远方。就这样,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而来,一举将稚拙的美国和以往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推到了科技的最前沿。
经此一番比较,清王朝在坚船利炮下的不堪一击是能够预见的,因为西方的优势是如此显而易见。当蒋廷黻站在十九世纪中国沦为半殖半封社会的历史转折点上,环顾四周,他望见“东方日出之国”正喷薄而出、冉冉升起;他也依旧记得俄皇“大彼得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可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的历史。(正是“大彼得”的这些作为,奠定了俄国近代化的基础)而在离他最近的时代,他看到,在几近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土耳其――那个也曾是强盛一时的大帝国,却因只知保守而被欧洲列强宰割的土耳其――的废墟和瓦砾上,民族领袖基马尔“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重新打稳立国之基础。“这三国理解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所以,在蒋廷黻看来,“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理解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为了论证上述结论,作者再次回首中国近代史的曲折坎坷之路,顺从历史迈进的方向,踩着“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这道久远的印记出发,跌跌撞撞,艰难摸索,一向到踏出“惯彻总理的遗教”这个纹络分明的脚印;本书第二部分也相应地从“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自强及其失败”一向叙述到“瓜分及民族之复兴”。正如作者在总论中陈述的:“此刻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在这段回忆的推进过程中,不仅仅作者,连我们也隐约仿佛感知到了一线历史的逻辑。
可是作者“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理解西洋文化不可”的论断有未免过于武断,以致时常遭人诟病。这种“全盘西化”的话,这种不顾中国实际、抹杀民族传统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也的确反映了作者政治思想上的短视。可是后记《难以遗忘的人与书》也给出了一份解释,它这样写道,“一方面,蒋廷黻对本民族的文化并未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也不主张顶礼膜拜西方的一切;另外,他梦想的社会改革蓝图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非照搬英美的民主政治模式。”
党的建设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话题,关系到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强化干部责任担当是党建工作的重要一环,无数个党员干部汇聚成一股服务人民,引领发展的潮流,在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要敢去做,要有“舍我其谁,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决心。如今的网络时代将形形色色的“庸官”“懒官”“太平官”暴露在烈日之下,将许许多多的“不作为”摆在群众眼前,这些苍蝇蛀虫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光辉形象,割裂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究其原因,是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化,不愿奉献、不敢担当,没有身先士卒、攻坚克难的勇气,“多做不如少做,不做不出错”的错误思想作祟。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继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党性教育后,应该拔高思想认识水平,学习以责任促发展,切实转变作风。
二要敢认错,要以失败为契机,认真查摆,总结经验,不断提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工作中或多或少会出现一时失误,有的同志被暂时的失败打倒了,有的人因为害怕罪责,惶惶不可终日,追赶超越的劲头被浇灭。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党和人民对于“真奉献、敢担当”的好干部也是很宽容的。“三项机制”出台,明确界定了可以免责的种种情况,目的就是让广大干部放手施为。所以说,分清公罪死罪,把握容错底线,不要因为怕担责就束缚手脚,沦为党和群众蔑视的苍蝇蛀虫。
三是敢“较劲”,作风建设需要一种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氛围。学会和自己“较劲”,不断强化学习,不断吸强补弱,提升自身综合水平,培养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学会和他人“较劲”,面对歪风邪气,要发挥作风建设监督主体作用,勇敢说不,坚决抵制。面对群众,要细致做好服务工作,对群众的误解及时解释说明,确保良好形象。
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这及时人民的殷切期盼,也是党员干部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做到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心中有责,敢于担责,以一个崭新的风貌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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