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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季以来四五月,共举书四五本,然身陷繁琐之中,心似惶惶丧犬,读毕者竟唯此一本,忽有捧书大哭之意。
自毕业以来,于社会认识愈多,于历史认识亦愈多。社会之认识滋养历史之认识,历史之认识反哺社会之认识,方痛觉自身知识结构之偏狭,思维理念之局促。于现代文化之隔阂,对西方世界之陌生。虽不必亦步亦趋,然知己知彼,一以客观,平准抉择,自是当然之理。又与西人稍有接触,则痛觉我民族之落伍恐不输于清末民初,而对国家民族之前途愈感消极。
蒋氏之书,以科学、机械、民族精神为现代化之进向三途径,横准以民众与士大夫,辅以当世英雄豪杰人物,既有美国新史学之训练,亦不逃离旧史之窠臼。换言之,即能采旧史之长处,史中有人,亦能独辟途径,观察新史。于近代史研究和史书撰写,皆有开山之功。
政治人物之伟大,在于其眼光与手段,史学家之伟大,亦在于眼光与手段。李鸿章虽与西方文化隔绝,但其立意中国,在近代史中,不愧为最伟大和最能干的政治家;孙中山相比则反而次之,虽能有所想法,但毕竟书生意气,未能实行,是一思想家而非实干家。蒋氏对于林则徐之评判,对于左宗棠之评判,对于湘军等的评判,皆有己见,不落俗套。
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这本并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难懂的书。找时间的困难,集中精力读书的困难,在很长时间不能完整阅读一本书之后,更是难上加难。谨以此篇,作为自己又开始正常阅读的标记。
该书成文于1938年,正是全面抗战开始的初期,对1840至1926年的史实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集中于中国的现状、自强的努力和中西关系。能够带来更多思考的是中国遇到的每个大难关中,作者都对中西邦交的大环境和矛盾点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近代邦交,是中国前进的大阻碍,同时也是大机会。
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因为路途遥远,因为中国经济自给自足,邦交不必有。没有邦交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因为我们是“天朝上国”,所有与我国打交道的'外邦,如高丽、琉球等,都尊我们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所以,西洋各国,在我们眼中,也一般无二,都是外夷。我们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世界。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英国首先对与中国通商的需求迫切了起来,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两次派遣使者访华,希望能够加开通商口岸,明确关税,派驻大使,并给予一个小岛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和贮货。因为“跪拜之礼”的问题,遭到乾隆的拒绝和嘉庆的驱逐,关闭了和平通商的大门。“虎门销烟”在中国人看来只是内政问题,在英国人看来,确是武力争取通商的必然。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这次战争,自是压迫深重、民族苦难的开始。然让作者遗憾和痛心疾首的是,我们没有睁开双眼向外看。我们没有从两次使节访华中看到西方科技的进步,也没有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看到西方的强大,选择了继续沉睡,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惊醒了少数人,错失20年光阴。
试想,如果能够在英国使节访华的时候,睁眼看世界,积极融入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大世界,我们将有机会获得极其光荣的国际地位。如果能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时候,痛定思痛,奋力自强,我们的改革将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东方世界,我们将居上,而日本将居下,免去多少民族的苦难。
然而,20年光阴匆匆过,机会也并不是只有一次。186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了艰难的自强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以自强。此时,日本已全面快速地西化,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并接受西方的民族思想、立国精神。于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揭晓了在第二轮的比赛中,不彻底地学习和改革是不行的。
其实,甲午一战,也许可以避免失败。中国没有打算一定要打,日本也没有必打的决心,是国内各种不明世情的舆论的激荡和外交判断的不准确,才势成骑虎。是海军用人及训练的不科学,战略战术的失败,才一败涂地。
作者于每一个大难关处,看到了中国的“难”,又从错综复杂、利益交错的国际关系中,看到了民族生存的“机”。然而,受限于沉重的历史惯性,我们还是“太慢了”,以至于经受了太多苦难,才终将完全地奋起。
最近翻看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薄薄的一本,所以一口气读了下去。这本书是作者赋闲汉口时,花费两个月时间一气呵成的。尽管如此,却并不意味着它的资料肤浅。蒋先生本人是近代的留洋博士,修的历史学。或许正是他在国外学习到很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资料,对致力于国家统一的英雄人物所震撼,所以他衷心地期望中国能摆脱中世纪的困顿,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这本书是他对当时的中国的深深思索。它主要讲的是以中国当时怎样一步步学习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案。
大家都明白,中国的近代史要从西方的对外殖民战争讲起。因为一场浩浩荡荡的革命,英国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带来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使人们先前对生存本事的恐惧自然消除,反而激发了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能。当时是的俄、意、日国家都是在这种外界环境压迫下,走向了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靠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一向等到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让那时中国真的没有感觉到有改变的必要,有着稳定的农业经济,完全满足人民的生活所需。并且在那之前两千年中国人充满优越感,因为周边那些国家确实在礼貌形态上相较落后。
所以中国并没有在工业革命和新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明白他们所应对英国、法国并不是过去的蛮夷,英法等工业国家并不是到中国来朝拜进贡,而是贸易。那时的中国,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根本不明白工业革命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因而中国错过了其中一个外国人马戛尔尼来华提到的重构近代国家关系的机会,此后引发鸦片贸易,又因鸦片贸易引发战争,中国由此错过数十年发展机遇,直至两次被打败,方才有人意识到时代不一样而思考改革。
中国遭遇西方人的攻击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在被攻击的过程中完全有机会有可能转祸为福化险为夷,像日本等许多后发展国家一样大胆理解西方礼貌。以中国的人力物力,倘若像日本那样理解了科学机械,重构中国礼貌,那么中国不仅仅会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并且必须会在国际上重塑中国礼貌的辉煌。历史是不会改变的,而历史的经验我们是能够汲取的。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谁排斥改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所以,我国正在大力倡导的创新改革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之道,也必将永远处于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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