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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从五帝到丝绸之路,从大禹治水到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完成了这部大著作:《史记》。
读完这本书,我感悟至极,每一个故事明白一个道理,《史记》中有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有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残暴的昏君――纣,人人得而诛之。更有昏庸无能的周幽王,还有许多人被司马迁描绘的淋漓尽致,有卧薪尝胆的勾践,百战百胜的韩信,一生流离漂泊的孔子,也有自刎乌江而死的项羽,一个个鲜明的人物,讲了许多故事,让我从中受益。
我最喜欢读项羽本纪,他豪气仗义,在安阳夺师,仅用八千子弟兵便把九路秦兵打得落花流水,久战久胜,只因在鸿门宴中项羽没有杀死刘邦,而被刘邦逼到乌江自刎,我真替他感到惋惜,一代将军壮志未酬。
我更为周武王灭商纣而叫好,纣王居功自傲、穷奢极欲,天下百姓叫苦连天,西伯侯励精图治,暗暗储备力量,最后在纣王众叛亲离的时候,将商纣取而代之。
司马迁吃尽苦头,编著了史记,让我深刻了解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历史,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让我体会到中华古代文明的历史,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让我体会到中华历史的悠久文化。我知道了要以德服人,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接近你,反之,就会有人离你远去,我最佩服的是韩信,机智勇猛,会忍。我就应向他学习”忍“,我以前一点小事就暴躁起来,如果我会忍的话就不会乱发脾气了,只可惜韩信被小心眼的刘邦害死了。
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我一定要悟出每个故事的真理,让我自己也成为故事里的英雄人物。
打开书,就随着她轻盈流畅的叙述,走近只有她们这代人才有的成长足迹,仿佛走进另外一个世界。从幼儿园到学校,从小伙伴到同学,从友谊到爱情,在我们这代人眼里,她们这代人似乎就只有这么简单的经历,简单的人际关系,简单的故事。但在张悦然笔下,在这简单中展开的却是一个斑驳陆离的世界,铺排的是看似偏执简单、实则同样艰难的心路历程。正如小说主人公杜宛宛的作画风格:“线条总是粗而壮硕,它们带着颤抖的病态,毁坏了画面的纯净”,所以“只能画水彩画或者油画,用厚厚的颜色盖住那些心虚而彷徨的线条”,因此“画总是大块大块淤积的颜色,一副不知所云的样子”。
小说讲述了两个息息相关的女孩――杜宛宛和段小沐从小到大,由敌为友,面对友谊、爱情、生存和死亡的心路历程。通过她们和纪言、小杰子、唐晓、管道工等人的爱恨情仇,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故事告诉我们,由苦难到平静、由恶到善的桥梁是皈依宗教。虽然宗教不能阻止人生悲剧的发生,但却可帮助悲剧的生命平静生存,不会因过度恐惧而心智迷狂,不会因过度憎恨而施暴于人,在逆境中同样可以去寻找幸福。这样的思想尽管是有所本依,但我认为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张悦然个人的印记。这是一代新人对困扰人类灵魂的基本问题艰难思索后得出的答案,这里已经基本上散尽神学的光环,闪烁着的是一种人性的光芒,是一种悲悯的人文情怀。这种情怀,成为了在这个原本是虚空和扑风的世界追求幸福生活的支撑。这种情怀,在当今这个怨怨相报、永无止息的世界,更显得宽宏大量,犹如大教堂管风琴发出的质朴浑厚的回音。
张悦然不同于那些少年作家,她所讲述的显然不仅仅是青春放纵、反叛传统,而是在成长的迷惘中,小心翼翼地梦想和求证,思索和感悟。她的小说中,没有了大多数少年作家作品中那种已经变成了时髦套路的愤世嫉俗,没有了那种贫嘴饶舌和不着边际的喧嚣浮躁,没有了那种仅仅在字面的意义上玩弄文字的小技巧――那其实还是一种学生腔调,而这一切,是与她思想的深度分不开的。她的思考,总使我感到超出了她的年龄,涉及到了人类生存的许多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尽管先贤圣哲也不可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但思想的触角,只要伸展到这个层次,文学,也就贴近了本质。
张悦然耽于幻想的禀赋与忧伤的气质,使她的小说浪漫而神秘,婉约而典雅。她感官敏锐,多才多艺,在诸多领域尝试探索,并因之使自己的青春斑驳绚烂。她轻灵精巧地捕捉这个时代赋予的每一个有价值的信息符号,而后完美细致地将之整合在自己的小说中。在故事的框架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艺术电影、港台言情小说、世界经典童话等的影响。在小说形象和场景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动漫的清峻脱俗,简约纯粹;可以看到西方油画浓烈的色彩与雅静的光晕;时尚服饰的新潮的朴素与自由的品位;芭蕾舞优雅的造型和哥特式建筑惊悚的矗立。在小说语言上,她有流行歌曲的贴近和煽情,诗歌的意境和简洁,电影经典对白悠长的意蕴和广阔的心灵空间。这代青少年所接触的所有有关的文化形式,基本被她照单全收,成为她的庞杂的资源,然后在这共享性的资源上,经过个性禀赋的熔炉,熔铸出闪烁着个性光彩的艺术特征。
应该说,张悦然是幸运的,是勤奋的,她有了与其年龄并不相称的写作才华:超凡的感觉,卓然的思维,对结构和文字的驾驭能力,而这正随着她的成长而日益枝繁叶茂。她对文学创作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成就了这些点点滴滴的收获。读完《樱桃之远》,我就有这种感觉,而且同作者一样,不时也在品味这种收获带来的愉悦。
作者对于事物的感觉是纤细的,敏锐的,带有她那个年龄段的一种深入和执着。生活中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引发她产生感觉产生联想的触点。不用说书中的秋千、教堂、樱桃――这是一种特有的情结,成为书中人物固有的一部分。看见的,听到的,想起的,她都可以对其进行感觉刻画和心理剖析,这也许同大多数人喜欢从阅读中进行品味思考的接受习惯并不一样。
但的确是这样,对事物的感觉,对人物心理的剖析,倾注了作者大量的心血和笔墨。在这方面,她细致描绘,悉心经营,有的甚至达到了铺张的程度。爱情和友情是需要心与心的互相感知的,穿插其间的各种猜忌和误会,纠缠与逃避,背叛与反抗,以及因爱而使人物性格发生的转变,个性的张扬凸显等都被作者一笔一笔地如雕刻刀一般削开,剥启,显示出其真实透彻的一面,无需再掩卷长思,虽然作者也事先埋下一点伏笔,设置些悬念,但在这快速阅读的时代,这一切都不足以形成阅读的障碍。而在手段上,不断变换叙述角度是最直接的方法,作品多是以杜宛宛第一人称倾诉,间或以段小沐的角度把段的心理感知表白出来,加上作者巧妙地把两位女主人公精心设置成心存感应互有你我的关系,为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更广阔的叙述空间。另外,利用看纪言的日记,阅读管道工的写作也都可以更快捷地了解其心理行踪。这是张悦然敏锐的感觉,她善于利用感觉,描述和玩味感觉,在《葵花走失在1890》里是这样,在《樱桃之远》中她依然发挥着这种非同一般的感觉,收获着描绘感觉所带来的愉悦。象她这样的年轻人是善于发现和利用自己的优势的。
成长中有收获,也有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对于张悦然小说中的人物而言是这样,作者在《樱桃之远》中就为这种代价做出了很好的注脚。所以书中人物都无一例外地咀嚼着生活带来的苦涩,怀着一种无奈的忧伤,都在为成长中的无知和浅薄付出代价。忧伤是张悦然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旋律,或许这是她对生活的思考,并在小说中给予了合情合理的安排和解释,每个人的忧伤都有它的来源,这就是生活的真实,例如爱情。
爱情在本书中,都是无可奈何的,仅有爱是不够的,有一种力量,如天河一般阻隔着所谓的爱情。杜宛宛和纪言的爱情是真挚的,刻骨铭心的,她与小杰子的交易是为拯救段小沐,同时也是在拯救自己。正如她策划摔断了段小沐的右腿并因此造成自己右腿的疼痛一样。是毁灭,还是拯救,谁也说不清楚。但她却因此而失去爱情。段小沐的爱情因为八岁时小杰子那个轻浮的举动而萌发,但她的爱情却是无力的,虚幻的,正如她只能冲着小杰子的背影轻微地叫一声他的名字一样,不打算让任何人听见。但她最终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却是虚假和丑恶的爱情。爱情让唐晓从乖巧变得乖张,让纪言在误解和猜忌中做出选择,让管道工对段小沐的爱慕走向了虚无,每个人的爱情都是不幸的,是被人操纵的,好象是月下老人的恶作剧,但却也是生活的真实。
纪言在书中毋宁说是作为一条衔接人物而出现的,他以两个不同的名字出现在杜宛宛和段小沐的两个年龄阶段,即童年和青年,而且作为整个“谋杀现场”的目击者,成为赶走杜宛宛心魔和疗治段小沐创伤的一位斗士或卫士。他的出现,并因之而产生的爱情和友情,使两位女主人公都相信人与人之间需要包容,需要理解,这是张悦然的巧妙,是她张扬语言下的细致构思。
无论童年时期,还是青年阶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那片樱桃树,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梦想和期待,它们在梦中很近,但在现实中却遥不可及,梦想和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或者说是有阻隔的。把握现在,驱走心魔,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或许樱桃树并不遥远。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取舍和扬弃的过程。在《樱桃之远》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张悦然在其以往作品,如《残食》、《毁》等表现出的那种个性张扬,只是这种张扬逐渐回归到一种平和,一种比较成熟冷静的理性思考,对生命和爱情的思索,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杜宛宛和段小沐是一对被命运捉弄的双生花,但在二人之间,冥冥之中有种宿命在遥不可及的天堂操纵着她们的生活,遥控着她们的命运。段小沐被李婆婆收养,并受基督的感染,使她有着强烈的向善心理渴求。杜宛宛受心魔的压抑和驱使,她的生活中时刻都有魔鬼,但最终她相信了爱情,也相信了上帝。是爱情和上帝的力量使两位女主人公最终走出了心魔的捆缚,走到了一起。或许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宗教并不恰当,但书中的确迷漫着浓浓的宗教意识和深深的宿命观念。
读罢小说,和作者先前的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相比,我惊叹于张悦然的成长,惊叹于她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仅在于她的才华,她的结构设置和语言驾驭,还有她对生命和生活的解读,对于人性的思索。或许这正是作者在成长过程中的一点收获,一丝品味。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张悦然的写作道路上,还会有更多的收获,让读者和她一同去品味。
在悠长的古代文学史中,我们并不缺乏具精神原创性的大师。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他们的名字足以与日月同辉,彪炳千古。然而在当下的教育中,这样一些凝聚着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却日益离我们远去,除经院中的学者、教授们阅读、研究外,已是鲜有人问津。真正的大师不只是来“宴大宾”,传统文化需要普及,需要“平民化”。这对于精神缺钙的一代,显得尤其必要。新课标的提出恰逢其时地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新课标规定:高中阶段选修课必须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规定使我们暂且可以从高考的阴影中走出来,堂而皇之走进大师,阅读经典。
那么,在高中阶段应开设哪些选修课?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哪些论著最有价值,最值得一读?这是个众说纷纭,无需定论的问题。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短小精悍的《论语》、含蓄蕴藉的唐诗宋词、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等成为学生与老师的首选对象时,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却往往被弃于思想的角落里。究竟《史记》该不该读,读什么,怎么读,这样的问题在新的教育背景下不得不提到了日程上来。
或许我们应当换一种眼光重新审视两千多年前的这部著作了。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的《史记》,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尚书》、《国语》、《春秋》、《左传》、《国策》、《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秦典籍,皆可从中找到影子。比如一万来字的《论语》,差不多都被司马迁引用尽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就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图书馆,它详尽地记载着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学等的成就,窥一斑可见全豹。
而较之先秦诸作,它在形式上又有许多的优越性。首先,语言的浅显。司马迁将书面语与汉代生动的口语糅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风貌,清新,朴拙,更浅显,更口语化,也更易被今天的高中生理解与接受。其次,情节的奇特。清人袁枚说:“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其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不知也。”(《随园随笔》)生性“爱奇”的司马迁在叙史时,仍不忘著上荒诞一笔。
《五宗世家》记载临江王刘荣被其父汉景帝谋害,后 “(刘荣)葬兰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史记》中类似这样的浪漫主义笔法还有很多,垓下之围、赵氏孤儿等故事皆绝妙之极,传为美谈。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最富文学性的一部,它更像是一部历史故事集、历史小说集,其情节的曲折、生动与学生的审美兴趣不谋而合。最后,体例上的相对独立性。《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为经纬,贯通全书。
但同时,每一篇又相对独立,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它犹如一篇篇情节曲折的短篇小说,又如一首首耐人寻味的精美诗篇,读者自可从中任选一篇率性而读,并不受上下文的限制。对不具备充裕的阅读时间的中学生,这无疑是最好的形式之一。此外,《史记》的悲剧性、抒情性等也都符合高中阶段学生思维的特点,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纵然我们无法拒绝《诗经》、《论语》、《孟子》、《红楼梦》等等优秀的古典作品,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然而今天之所以要独钟于《史记》,却是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当下的阅读现状、我们的教育理念等分不开的。
当然,《史记》130篇,并非每一篇都适合高中生阅读。阅读有两种,一种是无功利性的,为了愉悦自我,陶冶性情;而另一种是带研究性的阅读,这是专家学者们考虑的事。我们开设选修课,阅读《史记》,不是仅仅为了某种知识性的获得,不是为了记住几个烦琐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从中欣赏体验,汲取一种精神养料。当孩子们今后面对困境时,能从忍辱负重的司马迁处获得一种力量,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让学生从小结识这样一些精神大师,并与之交流,掌握一种做人、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这才是受益终身的东西。按照这一思路,五体中书、表可暂且搁置一旁,其他112篇人物传记,则可以任意选出一篇慢慢品味,或挑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事迹来一睹为快,总之,不拘一格,因人而异。
接下来就是怎么读,也就是怎么教的问题了。回顾我们以往的文言文教学,逐字逐句地串讲,把文学作品肢解成一个个实词、虚词和一串串特殊句式。于是《鸿门宴》等精彩的篇章就在逐段分解、串讲中,丧失了它的灵魂,远离了阅读的本质。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的宗旨在于提高学生的生命质量和对生命的感悟,这也可以说是开设《史记》选修课的目的。具体而言,其一是认识人生。一部《史记》,记载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重点描绘的有一百多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下至商人、平民、妇女、倡优。一个人就是一部书,从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东西。
伯夷、叔齐的积仁洁行,屈原的以身殉道,勾践的卧薪尝胆,残忍的吕后,狡诈的刘邦,阿谀逢迎的叔孙通、公孙弘……其中人性的善恶美丑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它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其二,认识社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缅怀历史,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确立自己的价值观。黄帝汤武所以兴,桀纣二世所以崩的治世之道;盛极一世的秦始皇临终竟与鲍鱼为伍的惨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史记》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多年的历史舞台,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当今社会的一个小窗口,它对我们今天的治人治国仍颇多启迪。其三,掌握一点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史记》的完成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与司马迁个人的努力分不开。
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后又受业于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通过多方的学习,司马迁掌握了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成为一名融贯古今的大学者。二十岁以后,司马迁离开家乡,壮游全国,前后十几年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而是以访寻历史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为目的的学术田野工作。每到一处,他都认真细致地向当地人民了解情况,实地考察,确保其著作的真实性。“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是司马迁在学术工作上的真实写照,这两点对于今天的高中生来说,尤其重要。
这三点的学习,不是几个实词与虚词的精讲所能穷尽的,也不是几篇课文,几节课的选修就可了事的。对生命的感悟,对经典的阅读,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是一辈子的事。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为了让后人引以为戒,明善恶,辨是非。同样,我们今天读史,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而是从大师那里汲取精神养料,获取如何生,如何死的永恒之物。
当然,教无定法,关键是头脑中要有这样的理念。以下所述教学实施方式只是一些初步的设想。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了解司马迁生平,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大环境,这应是让学生走进《史记》的第一步。然而,在司马迁头上高悬着太多耀眼的光环,“世界文化名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这样的头衔只能让人心生敬畏,拒之于千里之外。
如何将司马迁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知人论世还只是阅读经典的初始阶段。除此之外,我们可由学生最感兴趣的领域切入,分专题形式阅读《史记》,比如司马迁与旅游等等。每星期设置一个专题,引导学生借助图书馆、网络等多种渠道,共同探究,共同完成。或以讲座、座谈的形式邀请《史记》专家、学者前来讲授、交流。
总之,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唤起他们对知识的主动探索。在初步阅读《史记》的基础上,我们再从语言学、文学、哲学的角度解读《史记》,由感性入理性,由表入里,透过字里行间,捕捉其精神内核的层面,挖掘司马迁的人生观、历史观、文学观等等。《史记》是司马迁“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是作者情感的喷发,对这样的作品我们理应满怀情感去解读。
选修课就是要给学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给他们一个交流与对话的机会。同学与同学间,学生与老师间,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多重对话,多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教师的职能不只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塑造灵魂,在互动的交流中开拓学生的精神家园。这样的《史记》选修课方是生趣盎然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德国的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开设《史记》选修课,其目的也正在于开启学生的思维,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情感,教会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当然,经典的阅读不是一两个学期的选修就能完结的,这是一项终身的工程。尽管以上的构思还只是一时的畅想,但我坚信事在人为,新课标,新课程,新语文,需要付出新的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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