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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到底是来了,他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的内心,看不透他的内心,余先生说,他穿着土布棉衣,畏畏缩缩,原是一个逃荒的农民。为什么说他“畏畏缩缩”呢?是因为他本就没心没肺吗?还是心中已对未来自己做的事感到不耻呢?
一个道士,当了佛教圣地的主人;在莫高窟,大漠孤烟,他们无人问津,无人关心,如同守护他们的僧侣一样,孤独寂寞。
直到有一天,他等来了命中注定的“伯乐”――斯坦因。是的,一叠银元,成交,五箱经卷,余先生说他怕自己的笔会不沉稳,所以只能简略地说,他怕自己承受不住,更怕后人承受不住。
车队出发了,一位年轻诗人说,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可我不相信斯坦因会在乎那个流血的民族,或许,在他眼中,那是上天的微笑,感谢那稀世的文物等来了知音,而他自己则是拯救了中华文明的“英雄”。
合上书卷,掩面沉思,这是一场文化的苦旅,那个王道士,真是个罪人吗?我听不到回答。他只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是来逃荒的,来时并没有任何恶意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假如追根究底,那就是在对的时候遇上了错的人。
时过境迁,一切已成定局,我们只能轻声安慰:“莫高窟,莫高哭”。
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简便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我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终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这是余秋雨教授在《文化苦旅》中的自序。
也难怪,看这本书要慢、要细,里面的思考,十分人所思,十分人所见。他笔下的《风雨天一阁》我记忆犹新,一个人,不!一个家族背负着坚守一座藏书楼的命运,范钦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了一座藏书楼,保留到此刻。别的藏书家有,藏书也有,但没过几代,历史的风尘就将它们掩埋了。可是,范氏天一阁留下了,靠的是什么,是执着、坚定,还是如余秋雨说的“超越意气、嗜好、才情,甚至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体此刻哪儿?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为此遭廷杖,下监狱,他似乎什么都毫不顾惜,在仕途上耿直不阿,最终连权奸严氏都奈何不了他。“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余秋雨在那里总结道。
看到这,反思一下,我们这些读书人,如果生在那个年代,身为一个藏书家,会像范钦一样吗?我想不会,范钦身上的毅力,乍看下的不近人情,让我们来,难!我们是教师,教育学生,意志力不能少,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在挫折面前,爬起来的`又有谁?生活着,又为了什么?这不正是我们该思索的。
提起余秋雨,可能想说得太多,满腔话语积压于心底,随时都有迸发出去的可能。但我还是愿意只打开一个小口,让那话语如涓涓细流一样涌出,将自己再次滋润。
读余秋雨的第一篇散文,是他的《文化苦旅》的开篇之作――《道士塔》。当时,我第一遍读,愤恨;第二遍读,无奈;第三遍读,就只有压抑了。目睹的一个个惊人的流失数字,我的压抑与它共存。王元禄是个罪人,没有错。但是,将敦煌文化的大量流失、出卖之罪完全归咎于他――那样一个20世纪初中国随处可见的猥琐、短目之人,更像是嘲笑自己。因为,他的卑微,实在不配承受这罪。他意识不到这份文明的伟大与灿烂,他只知道一百卷经卷值一个铜板,一车古画值三块大洋;他只知道如果在飞天甜美、神秘的微笑上刷一点白石灰,墙壁就干净了;他只知道本以强盗身份来这里的斯坦因,是西方来东方“取经“的人。他的卑微,承受不起这罪!我的压抑与这些耻辱共存。正像余先生喊出的:“我好恨!”
终于,《莫高窟》紧随其后,让我稍稍欣慰,余先生用敦煌壁画上明快的、油彩一般的语言,从诞生曙光的时候起,描绘到飞天腾空撒花的唐初鼎盛之期。欣慰于毕竟我们厚重的土地,还以它三千年孕育出的魔力,留住、或是说吸引住了一部分文明,就算是文明的碎片,也能使后人从中拾取精华,沐浴灵魂。唐后,风格一次次改变,风沙一次次动摇这里,但是,风骨从未泯灭过。然后,飞天神秘的微笑朝向了日不落,这微笑后面是愤恨,是压抑,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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