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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当看到黄州突围这一篇,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遍又再看一遍,此事好想把我此时的心情说给你听,说给大家听。
余秋雨曾经这样写到: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去找他的麻烦吧?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距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在起哄式的贬损,这两种起哄都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他何罪之有呢?苏辙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当把苏东坡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贫瘠而又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
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从“乌台诗案”来看,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压在被告台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中国的独特国情千年以来难道就这样一直存在着?我不禁一遍又一遍地问,又有多少人借着正义和爱国的幌子去指责、污蔑、谩骂、诅咒那些我们中国人本应该尊重并感激的可爱的人。千年过去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些丑陋的东西难道还没有去掉吗?
我想应该可以的……
乌台诗案后,他真正成熟了,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就像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端急的溪流汇成了湖。
初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总是感叹于他那伸张有力的笔法和豪迈中略带凄苦的哲语。是什么使得作者笔下的文章能够吞吐千年,博通古今而显得游刃有余?是一种阅历,一种修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处不见证着他那沧桑而深邃的足迹。就是这种阅历和修养造就了《文化苦旅》的那种独具风格的艺术特色:对于读者来说,欣赏余秋雨的美文在很大程度上留给读者本身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和文化省思的自由空间;就其作品本身来讲,语言的诗化,叙事的故事化更给这部美文以强烈的美感。下面就详细将讲这两方面的艺术特色:
首先,文化省思,精神洗礼的社会功用是其主要的艺术特色。在《文化苦旅》中涉及的内容可谓古往今来,不仅有莫高窟的玄秘与圣洁,还有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不仅有江南的秀美与娇艳,还有庙宇的悠远与深沉,在描述的字里行间,作者的那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见解很自然地融合到文章中去(这种文化见解包括了作者对历史现象的批评,赞扬等态度)。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点,甚至接受了这种观点,从而引发了读者对文化的某种反思,在此同时读者的精神也得到了洗礼。比如,《道士塔》这篇文章,作者并没有过多的批评那个“王道士”,而是将“敦煌失窃”的过错归咎于那些官僚们的身上,读者从这一点可以联想到当今社会,从而读者的精神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洗礼。
其次,语言的诗化,叙事的故事化也是其艺术特色之一。余秋雨《文化苦旅》语言的诗化现象比其它作家的美文表现的更为突出,比如《江南小镇》这篇文章中的语言就显得那么的富有诗意,特别是文章中引用了一些楹联,例如“浅诸波光云影,小桥流水江村”等;还有在《洞庭一角》中多次引用古代诗句,更添加了文章的那种诗韵味儿。另外在《庙宇》中作者详细叙述了“胖和尚”与“瘦和尚”一些对话;在《风雨天一阁》中也描述了天一阁遭浩劫的一段细节等,这些故事化了的叙事成了《文化苦旅》的一大特色。
《文化苦旅》凭借作者对山水的诗化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故事化叙事,来寻求一种对文化人生的省思和精神的洗礼,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
读完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的“道士塔”,有如一支从一千年前射过来的利箭,射中了自己的心,感觉好痛好痛。
莫高窟是以佛教文化为主,却让一个不懂佛教的、无知的王圆箓来当家?他就象一个老农看护自己的院落一样,到是“勤快”。自己扎一把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去,大片精妙绝伦的壁画瞬间灰飞烟灭。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把一个个洞窟打开。这样在他晃动着的铁锤下,藏经洞里封存着华夏儿女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和艺术辉煌没有了。
当时在无能的晚清政府下,藏经洞打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英,法,德,俄等列强国家。他们的所谓考古探险人员纷至踏来。其中有一个叫斯坦因的英国籍的匈牙利人带着一个叫蒋孝琬的翻译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了敦煌藏经洞的大批经卷和绘画,打包了整整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29个木箱,在一个黄昏下午,大车,马车的拉走了,而王圆箓站在凄艳的晚霞中,数着那历历可数的一点点钱!
如今在游人如潮的道士塔前,人们看着王圆箓这个小人物,不免要发出长长的叹息,心中有的只是绵绵的恨!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进行贴地考察的实践成果,它集作者肢体行动与内心思考与一体,因而无形又有形的文化被赋予了实践精神,在这流行于纸上空谈文化的时代里,实为空谷足音。不仅仅如此,余先生舍去了以人文为主,将自然生态礼貌作为基奠,去探索在其之上繁衍的其它礼貌。至于“苦旅”,这蕴含的不仅仅是探寻之路上焚膏继晷的艰难辛劳,更是一种对文化执着的追求与不舍的信念。文化,要苦想、苦思、苦寻,而与最终获得精髓那刻的隆重欢喜相比,这“苦”便不值一提了。
在读完此书后,我深为自我曾因稍触文化之皮毛,而沾沾自喜的行为感到羞愧,因为这实在是管窥蠡测。但随之而来的,便是远远超出我羞愧感的震撼。其实文化是常常给我带来震撼的,而中华文化更是如此,以至于有时我身体的每个毛孔都在极力收张。而在这震撼之中,有惊喜也有悲愁。
寺庙长久以来润物细无声的慈悲,以及对人灵魂的洗涤感化,是惊是喜;为大河礼貌的民族赖以生存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千百年来沿用至今,且被后人奉为圭臬,是惊是喜;水网稠密、风光秀丽且汇集佳人才子的杭州,曾默默牵动着十五世纪远行航海家内心的罗盘,是惊是喜;狂沙蔓延的大漠之中一汪明丽宁静的清泉给人一种“造化钟神秀”之感,又使人顿悟人生与世界,是惊是喜。
而悲愁呢?是山西晋商背井离乡数十载、妻儿不认的劳苦经营,为中国历史创造出的庞大财富,最终销声匿迹于历史长河中;是宁古塔下映射的君王那“株连”的残忍与快感,“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的杯具,就算是蛮荒之地那终年的刺骨寒风也吹不尽、吹不散;是阳关外的盾持缨动的烽烟萦带,一将功成万骨枯……
那些文化的惊喜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或永驻史册,或消散在了历史的尘烟里,而这些种种、种种的悲愁之中,却分明有一把刀,重重地砍在了我心头的血肉上,便是那在长久的纷争战乱中,遭受的侵略与迫害的中华文化!
应对中华文化,我有着与生俱来的向往与热衷。在此处更是与作者产生了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共鸣,我们拥有着同样一颗因民族文化遭受外来侵略,而被狠狠动摇的愤懑之心。书中的《道士塔》这篇,无疑在这层层波澜里,激起了我内心的钟鸣。战争纷乱,沧海横流,王道士可是是一个愚昧的代表,一根导火线,他目光如豆,没有任何图谋不轨的理由供你去伤害他、消灭他。真正要反思的是那些人,那些“一退六二五”的官员,那些乘人之危的外来侵略者。
其实何止是敦煌石窟,在那些青瓷白釉的国粹被高高举起、重重粉碎于地之时;在那千金难买、曾被西方贵族称为“高贵标志”的丝绸,而今被金发蓝眼的豺狼踩于足下之时;在那斥金银难以计数之下建造的行宫,被熊熊烈火燃成灰烬之时,民族的魂魄就已经遭受了沉重的侵噬。正如那位诗人所写一般,我恨自我为何没能早生一个世纪,去和侵略者来场较量,无论如何,反正不能让他们就这样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然而那个乱世告诉我的是,就算我早生了一个世纪,就算我与敌人决一死战于最终的城门下,富商们茶杯中的袅袅茶香,官员们奔走相送的重重贺礼,都在渐渐瓦解着我脚下最终的土壤;那些人,他们的眼中饱含着珠光宝气的贪婪,哪里还能容得下你苦心的劝说。就这样,官员们的弹冠相庆、朝歌夜弦,抱着他们的钱财醉生梦死,而我们的中华文化竟这样被糟蹋,难道我们就只能如此隔着时空的咫尺天涯,痛心的观望着自我民族的物质文化遗产就这样被自我人毁坏、被侵略者拿走吗?回答是“不”。
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人性在此时暴露无遗,自私、贪婪,背叛民族而苟且偷生……可就是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人性中,总有一股力量,它执着并且生生不息;总有一种声音,它嘹亮并且不穿透人心,决不停息。它用言行证明着民族精神的强大,证明着人性中本应存在的无私与职责。例如那个故意走漏消息的翻译员陈万里,例如那些为保护莫高窟,从十几公里外跑到此处的几十个村民,又例如那些之后从外地赶来莫高窟的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的守护与不断刻苦地钻研敦煌文化……
只是,只是,正如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敦煌者,吾国学术之悲痛史也”。终究还是一道伤疤,而伤疤下的原先的血肉,只能从大英博物馆等这些地方找到了。
我时常叹息,叹息着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叹息着民族文化的流亡,叹息着子孙后代是否会生长于没有色彩与音韵的干涸之上。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无论是内战或对外战争,对民族文化来说都是一场浩劫。这场浩劫,小到天一阁里数量庞大的珍贵藏书,几乎一夜之间消散在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时光里。大到努尔哈赤、皇太极为拓张领地,进入中原后大肆屠杀汉人,许多汉族文化濒临灭绝。再严重的,就是之后众所周知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火烧圆明园等……
历史自有它的规律,这规律从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便有先人总结过,战乱纷争无可避免,就如同《三国演义》开篇那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在战乱中除了当世人饱受摧残之外,便是文化的浩劫。身为后人的我们,对此只得是同余秋雨先生一样,站在当代的城门之上摸索又叹息,哀愁之极也只能是长歌当哭,一些文化的散失,是需要遵从客观实际的。然而应对这些有幸传承至今、供后人学习考究的宝贵的中华文化,我们是否要研究承担起自我肩上那份文化传承的职责?是否能背起行囊,去进行一场震撼心灵的“文化苦旅”?可能我们的贡献无法与王国维、陈寅恪、梁思成等这样的伟人相比,却也能够是那些为保护敦煌石窟而不远十数里徒步赶来的村民啊。
先人们双手捧起文化的火种,代代相传,到我们后生那里,不应让它熄灭。每种文化的产生都有其自身意义,所以它们理应得到一个归宿。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讲的那样般:
“时间和文字在一个个老庭院里厮磨,这是文化存在的极温暖方式。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
在2019年,我读了一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巧合的是,那时我也在旅途之中,这使我在感受文化之余体会苦旅,不觉有了很多认同感。
这是一本余秋雨先生在中国大陆各名胜古迹旅游时记录下来的散文集。是一本最令人动容的散文集,敦煌莫高窟。都江堰。三峡。庐山。它透过中国大陆的自然景物、名胜古迹,写出了这一代中国人心灵中的纠结,同时也是一本有关中国美学的书,深入浅出,用干净漂亮的白话文字,描述出了中国深沉的文化,及抒发自我的情感。就文笔而言,《文化苦旅》中的散文,是一篇篇美文,是一篇篇经过精心打造的文化佳构。文辞雍容、典雅,而又不显出雕琢的气息,在淡淡的叙述中,又蕴涵有浓浓的抒情意味。他从祖国大西北的甘肃敦煌起步,转向大西南四川的柳候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写至境外南洋的叠叠从冢。写下了《那里真安静》、《莫高窟》、《五城记》、《夜航船》、《道士塔》、《酒公墓》、《华语情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许作为一个文人,杯水车薪,不愿去找旅行社写出一些乏味的旅游观感之类文章。由此便决定了他的文化旅行成了种“苦旅”,浪迹天涯,行行止止,风尘仆仆,劳筋伤骨,这不可谓之不苦涩,再没有这般的创作魄力了,也可谓是真正的苦旅了。然而,真正的苦旅,更是思想上的跌宕。是他对文化无休止的追思和探索,正因人生本是无休止的边界。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罢了。文学的历史情怀,是作家自身生命与历史的对晤,他要寻找自己与浩瀚历史长河的关联,因此不得不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生命结构的底蕴,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这种情感愈来愈深,一旦有机会诉诸于文字,则必然将历史和生命混同一体。
我想,能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会不禁严肃起来。就像一群被流放的士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在书中说道:“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期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急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正是这样的创作翼求,构成了《文化苦旅》中那种特有的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在余秋雨如数家珍般的历史描述与山水文化临摹中,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感伤气息,这种感伤来自于对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有了一种杯具味道。
在《文化苦旅》中升腾与散发时,便让我感觉有种妙不可言的美感和阅读效果。从那里,我几乎能够看到一个哲人瘦瘦的影子,背着手,低着头,在断垣残墙或莽莽苍苍的人文山水前,一会儿静静沉思,一会儿喃喃自语,欲步却又停留。他惊叹、震憾,他婉惜、叹息。皱着眉在慢慢地踱着,我也与这位哲人一齐品味历史,体验文化,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拂拂地吹过多情而脆弱的心灵。
面对眼前的《文化苦旅》,我内心无法平静,历史的罪人,文化的悲哀,人类精神的凸显,无不让我想再细细回味一番。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在历史上有着如何的命运,随着作者的脚步和他一起走过了一段文化苦旅。
当我踏上一片沙漠,寻求敦煌的辉煌时,一个道士出现了。没错,他就是那个中国文化的罪人。可是,面对着他,我又无法说什么,难道把所有罪都推到他身上吗?这显然是不对的,一箱箱属于中国的文化结晶,竟被外国人用少量的钞票给换走了。那些为官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了中国文化。看着外国人风餐露宿的身影,又看着官人们醉生梦死的样子,心中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悲哀。
算了,暂且搁下沉重的担子,怀着轻松的心情来到了都江堰。战国时期,一个名叫李冰的人造了这个惠及后代的浩大工程,于是他也被后人给赞颂。一眼望去,那水强烈的生命力给予了我一种震撼,就如作者所说,看水,别忘了都江堰。随着水流的脚步,三峡出现在了眼前。作者这次找到的文人便是李白了,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便是起点,带我走进了三峡,领略到了神女峰的神奇,以及一个惊人的王昭君。
如作者所述,文化需要在苦旅中才能有收获,但是曾经文人墨客向往的庐山,如今已是商铺连连,连上山都有汽车,再也没有一种苦意。于是,作者心中有了新的体会:当文化被鼓吹得过于响亮就会引来世俗的拥挤,那时,庐山便不再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因为失去了苦。这样更可以说服人们这个道理,那就是‘文人注定要和苦旅连在一起’。
中国人说的是中国话,每个中国人都有华语情结,语言是我们中国人的精髓。然而,人言有着虚假性,人不能被其所封闭,就像现在我们正接受着外来的文化,别国的语言也要吸收,不是仅仅拥有白话文就够了,更不是被文言文所控。
在文化的旅程中找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作者的目的,但又要如何去完成这段苦旅呢?那就要有超脱的心态,以不同的眼光去感受,去探寻生命的意义,也许路途遥远,也也许要风餐露宿。不过,在苦尽甘来之时一定会有别样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