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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莫言的《红高粱》,脑子里便是那高亮的海洋,在八月的深秋里,一片血红,无边无际。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从题材看,小说取材于家乡的抗日生活。在小说里,作者以家乡的红高粱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笔锋,游犁般地描写着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无边无际的高粱地形成的血海,血海中,有着生命的野合,有土匪的出没,有英勇的伏击。与以往的“抗日文学”不同,《红高粱》摒弃了种种思想框框的制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红高粱》中充满对于人的个性和生命强烈的赞美。
这种现实人生与过往历史的交流,是过往民间直接中所蕴涵的精神转化为当代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其人格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感性丰盈、生命鲜活的艺术形象。崇高生命的强力、赞美个性生命的伟大是莫言《红高粱》的主题,这个生命主题会使我们想到西方近代以来的生命哲学,特别是尼采那种高蹈的生命意志。在这里,莫言引出了一个关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首先可以通过其描写的野生的“红高粱”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确立。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即使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粮食,有时他们生存活动的现实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
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显然超越了其题材所固有的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观念的含义,而是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关于生命力的寓意。与此主题相关,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种有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所谓的“历史主题”,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人群。在《红高粱》中,参与那场应用的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之流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身上,莫言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站在正统的文化立场上看,这些人是历史的“边缘性人物”。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大大僭越了文明的成规。他们随意野合、杀人越货、行为放荡、无所顾忌,是未被文明所驯化的野蛮族群。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生命力的破坏性因素。莫言赋予这种破坏性和生命强力以精神性,升华为一种“酒精精神”,透漏了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这生命力的女子。
《红高粱》中这些血性的生命,向世人展示了普通平凡的中国人光明磊落、直率坦诚,不避生死、敢爱敢恨的人格力量,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巍然屹立的民族精神。
论莫言
莫言是新时期以来极具个性的小说家,作品在风格和结构上都完全超脱现当代作家的思想风格,给人不同感觉。
中后期的莫言,在创作风格和思想上接受了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斯克和美国意识流小说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影响,其创作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轨迹,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里程碑。80年代,伴随着中国“寻根小说”时代的终结,中国的文学理论领域笼罩着浓厚的西方情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着作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莫言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已经开始注意向西方借鉴,他作品中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充满粗野豪放的野性生命力的人物。而且在借鉴的过程中没有忘记民族的东西,在他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或者乔伊斯的大段独白的同时,他却没有摒弃像《黄土地》的高原雕塑风格以及那种极度渲然的特别的色彩,仍然保留着那些非常民族化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他又不自觉地开掘民间的创作源泉,把自己不一样的语言艺术,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艺术气息结合在一起,广泛吸收民间文化的特色,来叙述 “高密乡”的悲欢离合,书写着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世俗的故事。
他的作品非正式的选材,却把自己对民间世界和原始生命的讴歌表现的淋漓精致,独白
.第三人称的使用,确是十分的独到,就像《红高粱》上的虽说是军事题材的作品,却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来描叙民间背景和特色,另外,莫言在小说的环境描写上常常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法,很有个性,深于其他作家不同。在小说中我们常常被他出人意料,却又恰到好处、鲜明形象的比喻所折服。他把抽象的事物变成我们耳熟能详的事物,把陌生的感觉变得让我们身临其境。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使作品的感染力更加突出。
在创作上,他用具有穿透性的语言,天马行空般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乱叙述,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进行个性化体验,融合西方现代派,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东方古老民族坚强而又懦弱、伟大而又卑微的品格,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感与惊奇感以及悲剧的美。
他用轻松甚至幽默调侃的笔调将读者从本来的悲剧审美轨迹中拉出来,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想象世界,使之富有多意的审美意蕴。悲剧和反讽的复合美感,给人一种新鲜的,广阔的思考空间。像《红高粱》中突出陕北人民特色的《祭酒歌》,把人民那中憨厚的品德完全暴漏出来,给人不一样的文字语言魅力,却给人留下很多悬念。
他的作品充满幻象,其运用童话和寓言的手法,把幻象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精确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以及作家主观世界奇特的心理过程,这种手法就筑成了莫言小说忧郁的主调之下,一方面是凄楚,苍凉,另一方面则是欢乐,激情,狂喜抗争的独特叙事风格。他以“性”和“暴力”为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作品突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包括对性爱和暴力的迷醉和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的讴歌,与同时期先锋作家相比,莫言作品中的性与暴力是来自人的原始本能,是强悍的生命力的体现,充满着原始的张力与激情。
在莫言小说创作中,常常会描写到性爱的场景。莫言对性的描写是美的,并且有着一种荡魂摄魄的力量。如《红高粱》中高粱地狂野的性爱场面,给读者带来了强烈震撼,“我爷爷”“我奶奶”和这两个大胆的、追求自由的年轻人,在高粱地里选择着他们的爱情,在野外忘情地交合,体现了他们强烈的生命意识。我们不会感觉到这个场面是猥亵的,相反我们读出的是庄严与高尚。莫言通过这个隐秘的故事,歌颂了自由生命的真谛——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爱大恨,大生大死,痛痛快快的活,痛痛快快的死。表达了人们对那个黑暗悲苦的年代的不满和愤懑,刻画出人们所具有的那种狂热的激情、野性和对自由的追求。
他的小说中描写暴力、恐怖、血腥的场面很多。这些负面东西,写得太多、太详细,然而却能给读者很好的反响。一幅幅生动残忍血腥的画面,不是要表现社会的黑暗,而是要表现生命的狂野不羁和强悍。《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日本军活剥的场面,罗汉大爷先被割下耳朵,生殖器,然后从头往下被剥成一张完整无损的人皮,最后成了肉核。整个场面,暴力、残忍充斥在我们的面前,但却震慑人心,给人的是气愤和愤懑。日本人惨绝为人的残忍,伪军的良心全无的恶心,百姓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剥皮却无力反击的无奈,以及民间将要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统统被莫言毫不留情地、毫不遮掩地呈现给我们,让人深省。
在他的作品中,很多是以战争为背景的,那种战争的惨烈和女性的阴柔形成的强烈反差使他的创作更有激情,战争和女人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女人代表了爱、代表了繁衍,而战争是破坏、撕裂、惨杀,所以女人是战争最主要的矛盾,男人可能和战争还有一定的相识。这就构成了他早期作品《红高粱》浪漫的主调:极美和极丑陋的东西并列在一起,这种难以撕裂的关系,造成感官上巨大的刺激。这种效果就是18世纪末浪漫主义所追求的,像雨果的《悲惨世界》。
他是个农民作家,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农村生活,乡间的事和物构成了莫言作品最为基本的材料。在《红高粱》中,带有强烈农村色彩的高粱地是他作品的主线,那一片片红高粱林是他故事的发源地,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闷赖以生存的物质粮食,又是他们生活活动的现实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他没有写东北高密乡的美好的事物,而是把笔墨注重的使用在农村最基本的形态:吃,喝,拉,撒,生育,性爱,暴力,死亡他所展现的是中国广大农村: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
他是个农民作家,塑造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农民形象,在红高粱中莫言主要刻画的是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等等乌合之众,他们在最后的战争中物不能用英雄来形容,如作品中的“我奶奶”也是一个敢生敢死,敢爱敢恨、追求自由和爱情的人。临死前的独白正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什么叫贞洁? 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一个追求真爱、幸福、自由的敢爱敢恨、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生动,具体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莫言描述的农村生活,给人一种天马行空,波澜壮阔之感。他的语言很大气,很婉约清丽又很深情,总能给人蓬勃的气势,他既保留了民间话语粗野淳朴的原始风貌,又在满足了艺术语言的审美需求的同时,细化自己的语言,使其具有穿透性。莫言小说语言用的非常形象,读来使人身临其境,生动可感。在罗汉大爷被剥皮的刑场上,所有的人都变矮了,“有的面如黄土,有的面如黑土”。用词上很平淡,但视觉效果上却给人形象、生动的感觉,效果达到了极致。又如《红高粱》中还这样写道: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以形容植物的词形容人的形态,很有新意的语言却意外的给人以很自然的享受,生动的鲜活了奶奶的形象,达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审美效果,使人在阅读时耳目一新。莫言曾在《天马行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创作者要有“ 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他的小说正是映证了这一点。”他从 80 年代崛起于文坛开始,创作不仅是带着“天马行空,而又着意打的狂气和雄风”而且也是带着立足继承。
不管是在小说的主题、题材、语言,还是在叙述结构上,都打破了传统的束缚,不拘一格、独自创新。正因为如此,莫言能在当今众多纷繁芜杂的文学流派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小说新颖独特的创作特色,使人在其作品中流连永久。
无论如何,莫言的小说不俗的风格,给我们展示着人民内心世界的不俗不同,期待着他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莫言红高粱读后感800字
莫言红高粱>读后感
《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个小说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书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首先,《红高粱》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但这条叙事线大部分由文字感受来完成。作者着重歌颂一群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群。“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他们之中,有余占鳌,有刘罗汉,也有戴凤莲。
其次,当我们面对《红高粱》时,就会感知到《红高粱》都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血、高粱酒的色彩。莫言用他独特而强悍的语言,与众不同的文体安排,在高梁地里生动深刻地展现了那一时期的血与泪,强烈刺激着情感麻木的现一代人,演绎也什么是伤与痛,什么是真实与历史,什么才是人生,怎样铸就自己的一生,没有思想与作痛相溶合的摸爬滚打,怎能造就一部传奇。
第三,《红高粱》的空间环境与造型描写,都在努力寻求一种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与阔大。一切琐细的对比协调和过渡都被抛开,造成一种崇高神圣和神秘生命的生存空间。《红高粱》主要是两个空间环境:高梁地和酿酒作坊,酿酒作坊体现出生命的远古意识,如风雨剥蚀、似古堡般的十八里坡的圆形门洞。而那片自生自灭的高粱地,则透着生命的神圣。当《红高粱》上描写高粱地时,它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生命符号群,舒展、盛大、坚强、热烈、宽厚。《红高粱》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当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圣坛上时,《红高粱》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化的狂舞的高潮。在这里,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而在日本人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残的震撼。
记不清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反映现实的。过去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是无数双眼睛见证的,像记忆中的烙印一样。无法磨平,更不允许篡改。尊重事实是人最起码的良知。
最近,读了莫言《红高粱》,原汁原味的红高粱,故事情节简单,历史风情浓厚。高密东北乡的民风淳朴,彪悍,血性,莽砀,粗砺。东北乡人民和日本鬼子的血浇灌和浸润了那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东北乡的天是阴沉的,悲凉的,东北乡的命运是悲惨的,这都如红高粱,高高的秸子,沉甸甸的穗子,永远的低着头,脑袋里总是苦大愁深。
这块土地上的女人,就像这熟透了的红高粱,浑身充满韵味,处处透着高粱酒的香气,看一眼就能撩人魂魄。“九儿”就是这么一个美貌的庄户娘们,因为她,东北乡的土匪,官僚,财主,长工,女人,鬼子展开了爱恨情仇的血泪杀伐,这里虽有民族大义、人间真情、生死之恋,更多的是为了这个女人死了一大片血性汉子。细细读来,不胜唏嘘叹息,结论一个“漂亮女人,别碰”……
一叹“单扁郎”死之冤。
单扁郎,东北乡的大财主单廷秀之子,麻风病人,家有单家酒坊,单家宅子足足几十间,家里长工、短工不下百人,堪称东北乡高粱地里的豪门大户。他爹以一头大骡子下定了聘礼,结果“九儿”誓死不从,在去单家“成亲”的路上,勾搭了轿夫余占鳌,三日后的回门路上,和余占鳌露水野合,激的余占鳌一下子宰了单家父子,至此,九儿获得了新生,也第一次挂上了两条人命。
二叹“花脖子”死的不值。
花脖子,东北乡有名的大土匪,其枪法“凤凰三点头”精准无比,曾经,三颗子弹打掉了县长“曹梦九”的帽子,令东北乡的官匪闻风丧胆。就这么一个风云人物,仅仅因为劫持了“九儿”,摸了摸“九儿”的奶,逼迫余占鳌整整一个春天,沿河打鱼,苦练枪法,终于练成比“凤凰三点水”更牛逼的“七点梅花枪”。就在这个夏天,单枪匹马的报“辱妻”之仇,在墨水河里把花脖子及手下打的头脑开花,血和着肠子趟了一河。虽说“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但花脖子至死也是窝囊的,好汉没有死在战场上,倒是毙命在一个女人身上,漂亮女人,碰不得。
三叹铁板会“黑眼”活的窝囊。
黑眼,东北乡三大土匪之一,势力最强。在余占鳌和二奶奶“恋儿”一夜情之后,“九儿”因爱生恨,以牙还牙,你出轨,我别恋,一气之下,从了黑眼,在余占鳌被骗济南府的几年里,“九儿”跟了黑眼几年。黑眼,彻彻底底的享受了这个美貌的庄户娘们。但是同样难逃恶运,一个堂堂的铁板会被余占鳌鸠占雀巢,黑眼也以一条死狗的姿态结束了这段孽情。至此,“九儿”又挂走了一个帮会。
四叹二奶奶“恋儿”死不瞑目。
恋儿,余占鳌的二媳妇,曾经单家酒坊管家婆子的闺女,趁“九儿”回家给她娘上坟的空当,在雷雨交加的夜里勾引了余占鳌,“九儿”醋意横生,生生的把二奶奶“恋儿”赶出了家门,赶到了那个“咸家口子”,一住就是八年。“恋儿”也不是省油的灯,生生的逼着余占鳌一家各住十天。就在1939年那个冬天,鬼子进了“咸家口子”,“恋儿”苦求回到单家酒坊,想得到“余司令”的庇护,“九儿”坚决拒之门外。结果,就在那个冬天,鬼子入侵了“咸家口子”,“恋儿”被六个鬼子伦奸致死,还搭上了她和余占鳌的女儿“香官”。由此可见,漂亮女人的男人,也别碰。
五叹日本鬼子惨死东北乡。
这是东北乡历史上著名的战斗;这是红高粱地里的传奇,这是孙家口青石板上的血祭。1939年8月初9,日本少将“中岗尼高”踏上了青石板桥,闯进了鬼门关。他没有想到,鬼子的机枪扫射到了送拤饼的“九儿”的那一刻,自己一只脚已踏进了阎王殿,“九儿”的血染红了墨水河,浸灌了红高粱,死的辉煌而壮美。她的丈夫余占鳌生生的用“哑巴、聋子、痨病、瘸腿、智障……”的这支几十人的部队打跨了鬼子的机动精锐,“中岗尼高”及鬼子们客气他乡,魂归高粱地,墨水河,为“九儿”殉葬。漂亮的女人,鬼子同样惹不起。
六赞县长“曹梦九”,不是自己的女人坚决不碰。余占鳌杀了单扁朗父子,“九儿”被单家管家“刘罗汉”以“勾搭奸夫,谋财害命”告到高密县衙,县长曹梦九,以“九儿”如花似玉,嫁个麻风病人,糟蹋了青春,实在可惜。“糊涂”断案,包庇“九儿”。此时的“九儿”已是“单扁朗“明媒正娶”的妻子,曹梦九县长宣判:九儿合法继承了单家酒坊的产业。当然,九儿也认曹县长为“干爹”,曹县长也成就了“九儿”和余司令的美好姻缘,整部书中曹县长就如“曹青天”,功德圆满。
漂亮女人自古被冠以“红颜”,红颜祸水,似乎是对女人美貌的嫉妒。其实不然,漂亮女人,总能撩拨男人的性欲,让所有男人想入非非。所有的雄性都竞争一个女人的时候,就接近“杀机”了,就要见“血光”了。“单扁郎、花脖子、黑眼”都觊觎“九儿”,结果命陨高粱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想是可以的,但对待女人,那是要“量着肚皮吃个药”,有多大的锅下多少米,贪恋美貌情有可原,千万别去戳拢,戳拢不好付出惨重代价,后悔都来不及了。
漂亮女人,就像一块磁场,吸引一群男人围着她转。每到一处,总能扯出点故事,总能制造出令人唏嘘叹息的情节来。害人害己,除了留下一点供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外,再无其他,非要说有,顶多就是故事荡气回肠多一点,唏嘘叹息多一点,情节曲折一点,除此,积极意义就不多了。古人云:“家有三宝,丑妻,薄地,破棉袄”,大概如此。丑妻可供白头,薄地果腹,破袄御寒,老百姓籍此祈愿风调雨顺,平安度日。至于“美女”,则是英雄豪杰、达官显贵的“猎物”了。我等无缘,切莫贪恋,邂逅美女,滑溜一下眼珠子就好,如能视而不见,善莫大焉……
“九儿”三十二岁的生命诠释了一个道理,漂亮女人碰不得,敬而远之,莫作非分之想,由此,则可全身远祸。至于能和曹县长这般,则是功德无量了。
莫言红高粱读后感
《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个小说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书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首先,《红高粱》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但这条叙事线大部分由文字感受来完成。作者着重歌颂一群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群。“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他们之中,有余占鳌,有刘罗汉,也有戴凤莲。
其次,当我们面对《红高粱》时,就会感知到《红高粱》都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血、高粱酒的色彩。莫言用他独特而强悍的语言,与众不同的文体安排,在高梁地里生动深刻地展现了那一时期的血与泪,强烈刺激着情感麻木的现一代人,演绎也什么是伤与痛,什么是真实与历史,什么才是人生,怎样铸就自己的一生,没有思想与作痛相溶合的摸爬滚打,怎能造就一部传奇。
第三,《红高粱》的空间环境与造型描写,都在努力寻求一种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与阔大。一切琐细的对比协调和过渡都被抛开,造成一种崇高神圣和神秘生命的生存空间。《红高粱》主要是两个空间环境:高梁地和酿酒作坊,酿酒作坊体现出生命的远古意识,如风雨剥蚀、似古堡般的十八里坡的圆形门洞。而那片自生自灭的高粱地,则透着生命的神圣。当《红高粱》上描写高粱地时,它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生命符号群,舒展、盛大、坚强、热烈、宽厚。《红高粱》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当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圣坛上时,《红高粱》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化的狂舞的高潮。在这里,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而在日本人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残的震撼。
记不清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反映现实的。过去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是无数双眼睛见证的,像记忆中的烙印一样。无法磨平,更不允许篡改。尊重事实是人最起码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