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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俞敏洪的演讲稿
我的创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新东方的家族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新东方的合伙制阶段。新东方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个人和家族阶段、合伙制阶段、股份制改造阶段以及国际上市阶段。现在新东方是第四阶段，因为已经是美国的上市公司了。
第一个阶段，刚开始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在干。从北大出来了没事干，我就早上去贴广告，下午坐在那儿等学生来，晚上到别的培训机构去上课。后来慢慢学生就多起来了，我发现忙不过来，也没钱请别人来帮忙，就跟我老婆说，你看我们现在自己办学校好像没有问题，你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么辛苦，每天要骑自行车去上班，挺远的，你就干脆不做了，看你人长得又不算太难看，往前台一坐，说不定能多招几个学生呢，是吧?后来我老婆就真的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了，1992年辞的，和我一起干到了1996年。她管行政、后勤、招生，我管上课和教师质量。在这个过程中，还插入了一些家族因素，我老婆的姐夫、我的姐夫都到新东方来工作了，虽然他们都很能干，但这已经很明显带有家族倾向了。至于我妈，她倒是没有参加过新东方的具体工作，她是觉得儿子在新东方能养活她了，就给我做饭来了。她这一来带来两个大问题：第一就是我们家就一间房子，我老妈和我们睡一间房，我跟我老婆晚上根本就没有空间在一起，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其实中国的婆媳关系是很麻烦的，我老妈个性比较强，我老婆个性也蛮强的，两个个性强的女人在一起――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结果了。所以总是有一种疙疙瘩瘩的感觉在里面。第二，我老妈以前是农村妇女队长，特别喜欢干活，一看新东方地脏了没人扫，她就要扫地。我想老太太要扫就扫吧，可是她扫着扫着就领着新东方的人在干活了。老太太能很自动地就变成领导人――说实话，我身上有一点点我老妈的特点，能够通过努力地干活使自己变成一帮人的领导。老太太是我妈嘛，有时候会干预新东方的一些事务，后来新东方内部因为我老妈弄出一些疙疙瘩瘩的矛盾。但是这在1996年以前不是什么大矛盾，因为那时候新东方本来就是一个家族，就是大家一起干。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我1995年年底去美国到96年初我那帮哥们儿从国外回来，而且他们有很多是放弃了重要的职务回来的。比如说王强，在贝尔的实验室工作工资接近8万美金，跟我喝了两天两夜啤酒就糊里糊涂跟我回来了。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不认为我很能忽悠。我在大学基本上没有任何机会参加学生干部活动，也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讲话，而且学习成绩也挺差的。其实我给全班同学留下的印象就是俞敏洪是个特老实的人，也是个挺没出息的人。其实这种印象留下来以后呢，给我后来到外国去找他们，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后果：第一，他们突然认识到，我们班当时最没出息的那个人，没有出成国，在中国赚的钱竟然比他们还要多!他们是这样想的：像俞敏洪这样的人在中国都能赚到钱，那我们回去还不发啦?第二个好处，就是他们觉得我是个挺老实的人，如果我说回去能做成功，那就一般能成功，我不是那种空口说白话、随便瞎忽悠的人，因为我在大学里没有给他们留下这个印象――他们没有想到跟他们分离十年我已经彻底改变了，哈哈，从一个不会忽悠的已经变成了忽悠专家了!当时他们没有明白，等回来以后发现自己上当了。他们问我，他们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违章建筑里。他们说他们的汽车在哪里?我说总共就一辆天津大发。最后一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叮叮当当就开始上班了。当时我跟他们说发工资是没戏的，但是我们新东方还有好多没有开发的项目，当时只开发了一个托福项目，还有像国内考试、GRE项目、翻译等等。我就给他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后来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知道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我要给他们开工资肯定是不行的，也没有那么多钱，我就说：“既然咱们是哥们，原来也没有什么上下级关系，现在新东方虽然表面上是我的，现在你们一块儿来就是大家的了，所以咱就是把业务划成版块，执行‘包产到户’政策。”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呢?就是给你一块地，你爱种不种，但是农民都会种的，因为不种终究没有粮食吃了。所以呢，农民就包产到户，一直到今天种粮食还种得挺热闹。
当时新东方没有股份化，我们也没有想过要长期一直干下去――只是希望通过新东方的平台让大家一起富起来，因为他们当时回来也还很穷，当然也是为了大家一种模糊的事业感。这样，我们就开始一起演讲，一起策划新东方。大家一起干完以后，把所有的成本付完了，把国家税收付完了，该拿的钱全部拿走。我跟他们说了，我一分钱也不要，我要的就是大家天天在一起，大碗喝酒，大盘吃肉，然后再一起把新东方做好做大，以后我们回顾这一段人生的时候，确实感到痛快就可以了。其实从1996年开始，直到20__年，新东方急速发展，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股力量，一种做事情的豪气和大方在里面。
到了后来，大家知道，包产到户嘛，小农经济，这个结构等到大发展的时候肯定会出现问题的，但是当时没有出问题。实际上，结构和你发展的现状必须是配合的。如果说你的发展还没有到达一个点上，你就开始想把的组织结构放进去，这就把你的发展机会给扼杀了。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没有组织结构来进行提升，也就死定了。他们回来的时候，新东方其实还很小，总收入一年才有几百万，我要是给他们股份让他们弄的话可能早就散架了――因为一旦股份化，所有的职位都会正规化，然后谁拿多少工资，谁拿多少奖金，谁来干什么都是一定的，当时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不能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当时的目标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当时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既然不出国了，就想办法多赚点钱。他们回来其实也是这种想法，就是赚点钱，而且一帮哥们在一起也不容易，大学的友谊，隔了快十年了又聚到一起去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做得挺开心。这个结构的好处就是新东方急剧发展，总共五六年的时间就从年收入几百万一下子冲到了几千万，这在当时已经非常厉害的了。害处就是后来引起了新东方内部的巨大矛盾。
我的这些大学朋友回来之后，带来了很多新的思想，也给我带来了原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他们进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驱赶我的家族成员。这个让我感到很痛苦，我想：这帮兔崽子，怎么一来就要把我家里人赶走呢?但是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如果我和他们吵架――不管是因为业务问题还是其它问题，我们都是平起平坐的，不管说话说到多么凶，都是哥们儿，不会最后出问题的。但是我老婆在边儿上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她认为很平常的话，他们听了以后可能就会觉得很受侮辱。我是习惯被侮辱了，我老婆说话是不是侮辱了我，我根本就听不出来，但是他们不行。如果新东方想要做长久的话，不能有女人干政。但是我又怕我老婆，怎么能让她走呢?后来我就和我老婆说，你看咱们新东方未来要做大吧?她说是啊，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啊。我就说，你看咱俩现在的能力，做大新东方有点力不从心。她说，倒也是。我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先出去读书吧，提高能力。我老婆就说，那你先出去吧!我说不行啊，我先出去了，这一帮兔崽子心怀叵测在你身边你哪受得了啊，对不对?不如放我先对付他们一阵子，你先出去读书吧!也不知道我老婆是怎么被我忽悠的，1997年底就真的跑到国外去读书了。她出去读了两年书，我们这边也差不多改造完了。她回来后说，我还能不能去新东方工作?我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结构，你回来好像不大合适，你先在国外工作两年，学学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本领吧。我老婆说，那就再呆两年吧。然后过了两年，我说，咱们会再要第二个孩子吧?她说，是啊。我说，那我们生完第二个孩子再回去吧。所以我老婆就给我们生了个儿子。
对付我老妈，我发现麻烦要大得多。我老妈当时在新东方做一些后勤工作了，她老人家平时说话就更没有顾忌了――我妈经常说“老娘是新东方的妈”，哈哈……最后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家族成员在新东方工作，新东方的其他一些管理者，当然不是我从国外回来的那些同学，而是土生土长的管理者，他们也把自己的家族成员弄进来了。我觉得不对头，因为这样就形成了新东方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小版块儿。我想让他们这些家族成员走，但是我开不了口，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这个不公平啊，尽管说新东方是我创的，我可以说你的家族成员不能呆，但是我觉得这样不是做事的方式。我发现这个事情如果不纠正的话，新东方就会形成一个个小团体，最后你想整顿会很难。但是要整顿就得从我做起，也就是说先把我的家族成员全部请走，于是我在朋友的支持下下了一个命令：在新东方只要家族相关的成员就不能呆。后来是执行了，先由我来做，这一段历史比我做新东方任何一段都要艰难，原因我的家族成员除了我姐夫在新东方的书店当经理以外，其他基本都是扫地的。就是说，好不容易在这儿找了一份工作，没有任何话语权，还不能在这儿干。你想我是农村来的，农村有一大堆的村民，他们就会传：俞敏洪这个人好狠心啊，人家好不容易能够混口饭吃了，最后你又把人家赶回去，这让人家没法活了!还有，我老妈也必须被清除掉，因为我老妈在新东方什么都插手，也算是重要家族成员。而我从小就是那种我老妈一说话就“扑通”一声跪下去的人，让我清除老妈比让我登上月亮还要难――一看到我老妈不高兴我就会发抖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农村的这种教育方式，孝顺是第一位的，而且我老妈也比较有个性。后来下了狠心了：清不动也得清啊!清完的结果是我老妈半年不允许我回家吃饭。
后来我发现，一个人如果坚定并且坚持了，最后还是会有结果的。我可以在我老妈面前跪下去，就是亲戚朋友坚决不能再进来。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事情做完了，新东方的其他管理者一看，俞敏洪动真格的了!结果，新东方下了一条行政命令：任何人，只要是在管理层面上的，直系亲属就不允许在新东方工作，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连亲属带管理者本人当天开除。后来新东方还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把自己亲戚朋友、兄弟姐妹的名字改了一下，又放到另外的地方去，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他的亲戚朋友，后来被新东方查出来当天就开除了。这一关当时我没过的话，绝对不会有新东方的今天了，绝对不可能上市的。
新东方发展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随着新东方的发展，原来的那种合伙制行不通了，需要发展新的组织结构。我当时和那帮哥们儿的股份还没说清呢。而这一关呢，他们的眼光有一点超前，我的眼光有一点滞后，所以新东方有句话：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在干!包括今天，我原来的那帮哥们儿已经不在新东方的管理层了，现在新东方的高级管理层有九个人，六个是海外留学回来的，有两个是纯粹的外国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出国读过书。所以新东方一直延续着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在这干的传统。从20__年开始，新东方的结构出现大问题，整个过程我就不再详细说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这其中的原因，就是股份没说清楚。但是我也觉得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开始说清楚。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每个人管的那一块都做得很好，但是后来新东方新的业务版块出现了，而且这些版块大家料定了能够做大。那么这些版块给谁做呢?就没有办法了。说给俞敏洪做，他们可能会说新东方整个品牌是我们一起创起来的，为什么这个版块给你做呢?给王强做，也会说那凭什么给你呢?对不对?说给小平，那也不行啊……但总得有一个办法吧，大家就说，旧的先不动，新的版块我们股份制吧。所以新东方就出现了很多股份不一致的股份公司，比如说用不同的股份搞图书，搞电脑培训……最后利益就相互扭着了，而且每个人还有一块自留地在那儿拼命地干，最后整个结构就不对了，大家也很迷茫，很痛苦，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俞敏洪这个人没有领导才能，才导致我们今天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不懂，就请外面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说你们这样是不行的，把所有的东西统统都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大的股份公司，最后你们就变成一个大型机构了。我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把我们之前个人的东西再合起来，一些小股份公司再重组股份，全部揉在一起。怎么揉呢?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谁占多少股份的问题。我们关起门来讨论了两天，有了一个结果：新东方的原始股东，就是新东方参与创业的十一个人。然后十一个人就分配，当时咨询的人说，俞敏洪你自己至少占55%，否则这帮小股东每天跟你不开心，他们手里有超过50%，一生气就把你_掉了!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如果我管新东方需要用我的股份控制权来管的话，我就不要新东方了，我要把新东方做大，一定是通过我的个人影响力和大家对我认可的地位。
这个我是有自信的，但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没自信，是后来在北大当六年老师的时候开始产生了自信。其实本来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当老师，但是当了两年以后发现自己还是挺受学生欢迎的，学生的眼神给了我自信。办新东方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是没有自信的，因为一开始我自己一个人糊弄嘛，也不需要一个人参加。结果到后来我那帮哥们回来的时候，新东方已经办得挺好的了，我就对做事情又产生了自信。但是这个自信在那帮哥们回来以后就彻底被打掉了，因为我做任何事情他们都骂我，他们要实在没理由骂我就说我是个农民……(笑声)这也是我没有办法的，毕竟他们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而我连国外的影子都没看见过，除了去了一趟美国把他们请回来以外。所以我看到他们那些喝了洋墨水回来的人会害怕，总觉得他们肚子里装的东西都比自己要厉害、要新颖。后来慢慢发现，其实人的智慧和经验是分在两方面的，一个是实践智慧，一个是理论智慧。我是实践智慧多于理论智慧，我的理论智慧可以从其他人身上吸取，因为我有一种勇于接受别人批评的态度。
成立了股份公司，股份是分完了，分完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成立了公司而且公司要发展，当时我们也已经有咨询公司了，如果我们好好做，新东方说不定以后会上市――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市是怎么回事，但都知道上市就发了。一鼓动，大家就说好啊，就股份制了!分了以后，公司如果要发展，就需要有利润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前面新东方的结构是什么?包产到户，把所有的费用成本都弄完了以后，利润全部拿走。现在要有利润，就意味着现在不能拿走钱了。这就出现一个情况：突然发现个人没收入了――原来我干了一年以后能拿三十万五十万，怎么现在我干了一年才能拿十万了?股份制不是发财的嘛，怎么钱越来越少了?这是一。第二，大家发现，原来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说话算数，现在不行了，为什么?有公司结构了。还有，原来我们这帮人是没有上下级关系的，他们一直感觉俞敏洪是他们的下属，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班长、团支书甚至老师，怎么公司一结构化就变成董事长了呢?而且还兼总裁。当然了，这还好说，因为不管你怎么没出息都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他们说，你是新东方的father，我们是新东方的uncle。但还是出问题了，知识分子嘛，都要面子，原来是不分类的，现在就要有副总裁、常务副总裁和一般副总裁了，有第一副总裁还有第二副总裁……完了之后，工资也有区别，总裁的工资总比副总裁高吧。新东方很有意思，本来大家都是骑自行车叮叮当当上班，都还挺高兴的，为什么呢?骑自行车就是为自己干嘛。新东方变股份公司的第二天，就进了11辆小轿车，一人一辆。有了车以后大家反而不干活了，因为不知道去哪儿干活，干了也不知道钱到谁的口袋里去。大家虽然股份都占到了，但是股份不等于钱啊，就觉得不行。后来想来想去觉得不对：虽然我们现在改造了，但好像上俞敏洪的当了，俞敏洪表面上在推动改革，实际上用股份把我们架空，然后把钱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
实际上，我们是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突然间就结构化了。那个时侯新东方有控制，但是不是像现在这么现代化。也有人管着财务，但是那个财务人员是当时我招进来的。他们说，这个不行，谁知道背后俞敏洪得拿走多少钱，要求换财务人员，就换了。他们后来又觉得俞敏洪当总裁对新东方的发展起不到推动作用，因为观点确实太落后了，就说咱们让俞敏洪下来吧。开董事会说下不下?我说可以啊，所以董事长就下来了，总裁下来了，后来连北京新东方学校的校长都不让当了，我就变成了北京新东方学校的一个国外考试部主任兼国外考试部老师，天天背着个破书包去上课。他们开总裁办公会我进不去，因为没有职位……我当时还占了45%的股份，但坦白地说我不想用那个权力――我当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我们吵归吵，但谁都没有伤害新东方业务这一块的重大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员工不知道我们吵成这样，完全不知道。我下来就下来，但是我们要想办法把新东方弄好行不行?我觉得我们这一帮哥们儿在一起不容易……最后我们这一帮人做得还是挺不错的，大家都耐下心来，虽然也吵架也争论，但最后慢慢的有了那么一点点的融合。到2020__年底的时候，新东方的整改基本上结束了。从20__年到20__年，新东方的总裁和董事长都是别人在当，他们轮流当，轮流坐庄，一个人上去做了几个月之后就说，这位子不是人坐的!就换了一个，换上去做了几个月之后又说不是人做的……到了20__年底的时候，终于又回过头来说，老俞啊，这个董事长和总裁，发现没什么意思，还是你回来当吧!我说，回来可以，但我们得有一个规矩了。我非常尊敬我这帮朋友，也特别怕他们，因为他们一讲话滔滔不绝，还全是引用西方思想之类的，我就特别自卑。我说，你看我们不容易，闹了这么多年还没散，让我上来也可以，但是为了保持新东方的稳定发展，两年之内不要再让我下来了，好不好?
大家在一起合作创业的时候，可以在里面当着面指着鼻子骂，但一出那个门，大家说的全是好话。新东方就是这样的，我们把办公室的门一关，在里面吵得死去活来，掀桌子……但一出去演讲，同学们发现我们就是天衣无缝的哥儿们关系。因为你当面把话说完了，背后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所以很少会在背后再去说坏话。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大家长久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一点。
第二篇：俞敏洪的演讲稿
我似乎注定了要过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我有着不安分的灵魂，总想四处游荡，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呼唤，总是把我带向不可知的远方。即使让我坐在房间里，我也希望有一扇能够让我眺望遥远的地平线的窗户。
从出生到十八岁，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庄生活，头顶同一片天空，脚踏同一块土地，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风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乡邻。我本来应该过一辈子平平淡淡的农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劳作，然后在每天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变老。但老天偏偏让我降生在长江边，又偏偏在我家的东边生成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这座小山，长江便一览无余。那时候还没有污染，可以极目远眺，看得很远很远，一些船从天边过来，又消失在天边，一些云从江边来，又消失在江边，于是就开始好奇，天边外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够到哪里呢?感谢我的几个亲戚，因为他们在上海，于是在我八岁的时候，母亲决定带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终于到了上海。这次旅行，长江的壮阔、吴淞口的苍茫、上海的灯光、街道的繁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此，我的心开始渴望旅行，长大后我要走出村庄，走向更远的地方。
我第一次坐火车是到北京去上大学，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我考大学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没弄明白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三年。现在想来，是心中那点模糊的渴望，走向远方的渴望。这种渴望使我死活不愿意在一个村庄呆上一辈子，而唯一走出村庄的办法就是考上大学。当时的农村还没有外出打工这一说，如果放到现在，我可能就是一个背上包四处游荡的打工仔了。有一段时间，我疯狂地爱上了火车，在车厢里听着车轮和铁轨撞击的强烈节奏，听着风声在车窗外呼啸而过;还有对面开来的火车那撕心裂肺的长鸣，常常把你的魂拉得很长很长。火车从一个城市穿过，走向另外一个城市，窗外的风景不断变换，我就把自己的心留在了不同的风景里。
我的大学生活是孤独和自卑的，一个农村孩子走进大城市之后的转变是深刻而痛苦的。四年大学对我来说最大的安慰就是周末可以走出校园，到北京的周围去爬山。我曾经无数次坐在香山顶上看夕阳西下，群山连绵。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得了肺结核，被送进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区的结核病疗养院。这个疗养院围墙尽管很高，但在楼上的房间里却能够看到周围的山。在医院的一年，我看遍了山的颜色，春的粉红(杏花桃花)、夏的青翠、秋的火红和冬的萧瑟。在医院的门口，有一座小山，山顶上刻着冯玉祥“精神不死”四个大，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爬这座小山，对着这四个发呆。后来身体好点后，医生允许我走出大门，我就去爬遍了每天从医院的窗户里可以看到的那些山峰。也就是在医院的这一年，我读完了《徐霞客游记》。
人需要有一种渴望，有一种梦想。没有渴望和梦想的日子使我们的生命失去活力和勇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差一点掉进了安于现状的陷阱里。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北大当了老师，收入不高但生活安逸，于是娶妻生子，柴米油盐，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梦想就这样慢慢消失。直到有一天，我回到了家乡，又爬上了那座小山，看着长江从天边滚滚而来，那种越过地平线的渴望被猛然惊醒。于是，我下定决心走出北大校园，开始了独立奋斗的历程，在出国留学的梦想被无情粉碎之后，新东方终于出现在我生命的地平线上。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带着我飞越地平线，新东方从一个城市走向了另一个城市，从中国走向了世界。我也带着新东方的梦想和我的渴望，从中国城市走向世界城市，从中国山水走向世界山水，从中国人群走向世界人群。
也许人在路上，这就是人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出生后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路，从此我们就走在了路上。我们一辈子走在两条路上，心灵之路和现实之路，这两条路互相补充互相丰富，心灵之路指引现实之路，现实之路充实心灵之路。当我们的心灵不再渴望越过高山大川时，心灵就失去了活力和营养;当我们的现实之路没有心灵指引时，即使走遍世界也只是行尸走肉。一年又一年我们不断走过，每一个人的生命走得如此地不同。新的一年又要来临了，你做好走在路上的准备了吗?
第三篇：俞敏洪的演讲稿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四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笑声)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低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掌声)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掌声)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五百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九十七分。(掌声)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掌声)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第四篇：俞敏洪的演讲稿
如果你为了一个事业目标已经竭尽全力，最后即使没有结果，生命本身的丰富也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你努力了，但最后失败了，那不是你的错;如果你没有努力，最后失败了，那才是你的错……
人生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事业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句话说的是：“生命是一个过程，事业是一种结果。”
“生命是一个过程”，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天都要过得很快乐，因为我们的每一天加起来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如果你每天都不快乐，加起来就是不快乐，如果你每天都快乐，加起来就是快乐。但另一方面，“事业是一种结果”，这就意味着，当你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对事情的结果提出非常严酷的要求，因为人们只关心你做事的结果，不关心你做事的过程。如果新东方没有了，人们只会说俞敏洪是个失败者，不会说俞敏洪做新东方的过程很幸福。不管你处于什么职位，你都会发现人们关心的是你在年底能交出什么东西来。人们不会说，尽管这个人到年底什么都没做出来，但是他做的过程很痛苦或者很快乐，所以我们应该原谅他。人们对事业只关注结果，所以不管创建新中国时多么辛苦，最后累得满头白发，在痛苦中去世，人们在谈论的时候，主要还是在评判他的缺点和错误。尽管我们公认是个伟人，但是最后依然要把他的错误和他的功劳分开，因为他没有把全国人民引向富裕之路，没有把中国人民变得更加幸福，他终生的心愿没有实现。
如果一个人能把“生命是一种过程，事业是一种结果”这两者完美地结合，那就达到了生命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你的事业本身就是你的快乐，而这个快乐又能带来良好的结果。其实，任何人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个境界。我作新东方的过程很快乐，但想到新东方，却发现自己非常地痛苦，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最终我们新东方的事业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需要你每天努力去创造，而每天的努力创造出来的结果可能是不尽人意的，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努力。人的事业有大有小，你在自己的岗位上也有你的事业，如果你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在工作中寻找到快乐的同时又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你的生命就会变得越来越伟大。
人的生命在于过程。在西方神话中有一个故事：西西弗本来是一个神，但是由于犯了错误，被宙斯罚到人间来当囚徒，每天让他把一块石头推上山，然后这块石头自动滚下山，第二天他就得重新把它推上山。他日复一日地在那儿工作，很像我们每天8小时的工作。西西弗刚开始感到非常痛苦，非常绝望，但是后来，他推着推着就开始欣赏整个过程，他发现自己推过了春夏秋冬，推过了风霜雷电，推过了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推过了周围的鸟语花香，推过了所有动物的鸣叫声和歌唱声。于是他发现，推石头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所以他越推越快乐，最后感动了宙斯，重新把他调到天上，变成了天上的神。这就是“生命是一种过程”的一个很好的比喻。
但是，我们在生命中永远不可能只注重过程而不注重结果，这个世界也不可能只给你安排过程，不给你安排结果。如果你的生命没有结果，那就是一棵只开花不结果的树，尽管你的生活本身会非常快乐，但毕竟有遗憾。因为当你回想一辈子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活尽管快乐，但却一片空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时候你就会很难受。即使像弘一法师那样遁入空门的人，最后依然创造了佛教界的奇迹，为人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想象、智慧和榜样，为人们留下了今天依然在唱的歌曲――尤其他的那首《送别》，是在当了和尚以后才写的。
最终，大家要明白一点，如果你为了一个事业目标已经竭尽全力，最后即使没有结果，生命本身的丰富也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你努力了，但最后失败了，那不是你的错;如果你没有努力，最后失败了，那才是你的错。
第五篇：俞敏洪的演讲稿
我觉得这个“惨”是要有对照的。比如说我从小在农村，一岁到十八岁没吃过几顿肉，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惨，因为周围的人都是一个样子。现在好多同学感到心里不平衡，不是说你过不下去了，而是你看到边儿上的同学比你多找了两个女朋友，你就想：“哎，兔崽子凭什么比我多找两个女朋友?”。再比如他比你多穿了一件衣服，你才觉得你们家是贫困家庭。我当时进北大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当时家里很穷，我穿的衣服几乎都打着大补丁，我们那个体育老师从来不叫我的名字，一直都是：“哎，‘大补丁’，出来做个动作!”而我的同学里有几个是部长的孩子――当时还没有企业家，但是有很多是有家庭背景的，包括教授的孩子等等。一开始是有很多心里不平的，但是在大学里你要慢慢地调整好心态。
我们当时的攀比也不那么强烈，我们当时攀比的是谁读的书多，谁在同学面前发表的观点受重视，谁写的诗多――我们大家当时都比着写诗，因为当时写诗能多找女朋友。但是我比较悲惨，从诗歌的总量来说我写得最多，写了600多首诗，但是没有吸引过一个女孩子，也没有出版过一首诗。像你们现在的女孩子，可能会说诗人与穷人没有什么区别，除非那种用诗歌真正打动了你的心了的人，但现在写诗打动人心的好像不是很多。我们班当时有一个诗人，现在在文学界还比较有名的，他的笔名叫“西川”，不知道大家读过他的诗歌没有，他的真名叫刘军，他当时在北大开个人诗歌朗诵会，我也去听，朗诵完了以后发现“哗啦”一下，五六十个女孩子追着他走，结果我就追着五六十个女孩子走……我是个非常蹩脚的诗人，如果我写诗成功了就不会放弃文学了。但现在回想起来，当个蹩脚的诗人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终于发现自己不是那个料，所以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啊!人啊，一方面，努力会使你进步，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你的天分。后来我发现我的天分是做培训。有时候，你喜欢的并不是你这辈子就能做成功的。比如说，我到今天还是很喜欢文学，但是我只把它当做我的业余爱好，不能靠它谋生，如果我靠它谋生的话，现在可能就饿死了。
不管你是想创业，领导一个企业干，还是未来想成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想要在任何一个事业中取得成功，除了天分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天分，那么这些东西就更重要，它们是我们的韧性、耐心、耐力、持之以恒的精神。在我经过一些的事情以后，我发现持之以恒比天分还要重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当然，也有坚持了最终失败的。
第六篇：俞敏洪的演讲稿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也感谢大家在下午顶着非常晒的太阳，来这儿听我和李开复跟大家聊大学生活。
请问我们现在坐的地方的背后是什么?圆明园。可以说中国的近代史就是由圆明园的废墟开始的历史。圆明园是哪一年被烧掉的?大家都知道1860年英法联军。为什么远离万里之外的英国和法国跑到我们中国这个首都之地把圆明园给烧掉?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圆明园里面有好东西吗?是因为圆明园没人保护吗?还是因为圆明园中国人民当时没有能力保护?很明显的是没有能力保护。谁都知道，中国近100多年的发展史是一部耻辱的历史。近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部从耻辱中间不断地站起来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20xx年前我申请到美国去的时候，不断地被拒签，今天我们想要去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基本上可以拿到签证，这一点表明了我们变得不断强大。但是，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个国家如果很贫弱的话就会受到欺负。这是为什么邓小平总结了一句话，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叫做“发展是硬道理”。今天的中国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依然不够强大。我们所说的强大，不是说要能够战胜所有的国家，不是说要打到英国大英博物馆或者打到法国的卢浮宫，去把东西抢回来。我们所说的强大，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精神的强大。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一辈子的历史，它可以是光荣的，也可以是耻辱的;它可以是失败的，也可以是成功的。你想变得成功，你想变得光荣，不在于外在的任何条件，而在于你自身。不在于说你本身现在是什么地位，而在于一辈子你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梦想。我们很多同学在一路奋斗以后，走进了北京的大学。在座的有来自有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学校，也有像吉利大学这样的民办学校。似乎我们进入大学的门槛和分数是不一样的，但是同学们请记住，这只是你人生的一个起点俞敏洪对大学生的励志演讲俞敏洪对大学生的励志演讲。在过去从小学到中学毕业的20xx年的历史，我们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因为如果我们不努力、不奋斗，就不可能走进大学。但是，走进大学，只是一次生命真正的开始。
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你保证身体健康就能活很多年。假如我们能活到100岁，那你还有80年的事要做。很多同学说，我现在已经比别的同学差得很远，我未来到底怎么样才能改善?我有一句话，人最重要的是志向，是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外在的条件。从外在条件来说，我们人一辈子，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不平等的，生而不平等，这是一个事实。你出生在农民家里和出生在官宦家里的条件是不一样的，能得到的资源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人的一辈子的奋斗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使自己有能力获取更大的资源、实现更大的梦想，并且回过头来把这种资源贡献给社会的过程。所以，当有人问我说，俞老师，我这辈子还能追上别人吗?像你这样的成就或者像你做的事情，我未来还可以做到吗?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只要我能做到，你就能做到;只要李开复能做到，你就能做到;只要马云能做到，你就能做到。因为我们这些人的起点并不比你更高，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应该比你更低、人生一辈子不是百米赛跑，如果百米赛跑早跑一秒钟或者晚跑一秒钟，你可能就会晚到一秒钟或者早到一秒钟。人生走的是无穷无尽的马拉松，马拉松不需要去计较你的起点是落后了还是站在第一名，马拉松计较的是你到底能够走多远，到底能够坚持走多久。如果说你能坚持走出足够的距离，哪怕你放慢一点儿速度，只要前进的方向是清晰的，未来你就能走出别人所没有走出来的距离，你就能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我只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学们，不要像圆明园一样，最后自己被倒成一片废墟，而自己的生命回顾起来也是一片废墟。我们希望的是，现在趁着我们还很年轻，趁着我们还有理想，趁着我们还有激情，就应该让生命进一步地前行，让生命进一步地发出光彩和热。
同学们，我们现在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就是我们的大学生活。我刚才说过，如果我们大学生活要往前走的话，我们不需要太关注过去，不需要关注现在所在的大学是好还是坏，不需要关注家庭出身是农民还是工人，不需要关注长相是好看还是难看，甚至未来不需要关注你到底能够到国外去读书还是留在国内读书，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尽管在一定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从长远的一辈子来说，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
以大学为例子，我们进了北大或者清华这样的大学固然好，但并不是每一个走进北大的学生就必然成功。我看到了很多北大的学生，进了北大就不学习了;看到很多北大的学生，由于学习压力非常重，心理很有问题;也看到了一些北大的学生，在大学毕业以后无所事事。当然，我想清华等这样的学校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看到很多二本三本的学生，他们在经过了自己全力以赴的努力以后，研究生就考上了北大、清华或者是进入了世界名牌大学。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中专毕业以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他发现中专学历远远不够。他之所以上中专，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他的家庭条件实在太差。在当时那个年代，应该是接近30年以前，上中专一般都是师范学院，而师范学院是不需要交任何费用的，所以他只能选择中专。工作以后，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后来就开始努力自学，上了大专。考上以后，他觉得大专还是不够。现在一般来说要学到本科才能考研究生，但那时只要是大专毕业了就可以考研究生俞敏洪对大学生的励志演讲好词好句。所以，大专毕业之后，他下定决心要考研究生，而且要考就考最好的学校。所以，最后目标锁定在北大。他辞掉了工作，在北大外面租了一间房子，努力自学了三年，最后终于考上了北京大学政治系的研究生。北大毕业以后，成了公务员，进入了北京非常好的一个中央单位工作
在中央单位工作的时候，觉得自己一杯开水、一张报纸这样的日子不是自己想要奋斗的目标，所以业余时间就来新东方学托福、学GRE，目标是要到世界名牌大学读书。在新东方学了差不多两年，把这两门考试考过去了，最后通过努力，进入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毕业以后，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刚好遇到中国政府希望到国外招聘一些在国外毕业后想回到中国工作的机会。回来以后,很快进入了中国的厅局级管理干部的行列。由于他的志向，由于他的努力，由于他中西方文化结合的背景，所以很快变成了中国的比较重要的管理干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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