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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英国思想家罗素,在1924年来到中国的四川。那个时候的中国,正逢军阀割据的时代,战乱频频,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罗素刚写完他的巨著《幸福论》,他希望以自己的思想教化引导中国人摆脱苦难。当时正值夏天,四川的天气非常闷热。罗素和陪同他的几个人坐着那种两人抬的竹轿上峨嵋山。山路非常陡峭险峻,几位轿夫累得大汗淋漓。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罗素,此情此景,没有了心情观赏峨嵋山的景观,而是思考起几位轿夫的心情来。他想,轿夫们一定痛恨他们几位坐轿的人,这样热的天气,还要他们抬着上山。甚至他们或许正在思考,为什么自己是抬轿的人而不是坐轿的人?
罗素思考着的时候,到了山腰的一个小平台,陪同的人让轿夫停下来休息。罗素下了竹轿,认真地观察轿夫的表情。他看到轿夫们坐成行,拿出烟斗,又说又笑,讲着很开心的事情,丝毫没有怪怨天气和坐轿人的意思,也丝毫没有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悲苦的意思。他们还饶有趣味地给罗素讲自己家乡的笑话,很好奇地问罗素一些外国的事情。他们在交谈中不时发出高兴的笑声。
罗素在他的《中国人的性格》一文中讲到了这个故事。而且,他因此得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生观点:用自以为是的眼光看待别人的幸福是错误的。
莎士比亚在谈到人生的处境时曾经有过一个很经典的比喻,他说:我们的身心就是一个园圃,而我们的主观意志就是园圃的园丁。不论我们是种植奇花异草或单独培植一种树木,还是任其荒芜,那权力都在我们自己。也就是说,你假如愿意自己是快乐幸福的,你自己就可以做到,权力都在你自己的手里。一切都在我们个人的主观意志之中。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充满喜悦,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境由心造,不论我们处于什么境地,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福地。成功的时候,尽情地享受成功;逆境的时候,为未来的希望快乐。
坐轿子的人未必是幸福的,抬轿子的人未必不是幸福的。
据说苏洵年轻时,读书不努力,糊里糊涂地混日子,常和一帮“狐朋狗友”赛马、游山玩水,直到二十七岁方有觉悟,于是发愤学习。学了一年多,自以为差不多了,就去考进士,结果没有考中。这才使他认识到,学习并不容易,要得到成果非下苦功夫不可。从此,他谢绝宾客,闭门攻读,夜以继日,手不释卷。如此发愤攻读了五、六年,终于文才大进,下笔如有神,顷刻数千言。
仁宗嘉佑元年,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佑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佑五年(52岁),任为秘书省校书郎。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每当我读一本新书,获一份知识的时候,我心中的那种快乐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正如培根所说;“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个学生,要想能够适应新的教育形势,就必须读书加以补足,况且,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没有一个渊博的大脑是不行的。读书让我们能够很好的乘上时代的风帆,才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辉。
博斯威尔有这样的一句话:“每天读上五小时书,人很快就会渊博起来。”我们的学生每天很多时间都用在学习中,或许不可能这样的投入,但是只要书籍在我的心中,我每天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我就可以补足自己的不够,因为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是道听途说。
我们可以从教育理论书籍中获得理论的指导,为我们的学习指引方向;我们可以从名家名著中或者精神的营养,为我们的自身素质的提高获得高品味的营养;我们可以从众多的书籍中找到人生的意义,生命的诠释,心灵的感动。
读书才能知礼,讲礼,对人彬彬有礼,对他人的尊重,是保持人们正常关系的准则。知礼讲礼的人大多以他人为重,以社会为重。能真诚待人正是一个人高尚情操的表现,是内在优秀品质的外化。读书是提高个人修养的必然途径,是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国魂,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精神,才能把全民族的智慧集中起来,完成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财富。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爱国、气节;奋发、立志;改革、创新;勤学、好问;勤俭、廉介;敬长、知礼等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国魂和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正是需要我们广大的人们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知书达礼。
作为__小学的学生,也唯有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够更好的为社会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坚信自己的信念不会改变,让我们在读书中感受人生的哲理。
谢谢大家!
大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决定回到加州大学修完当年还没有读完的电影系学分。
1965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加大电影系二年级时拍了一部22分钟的短片,参加亚特兰大电影节,好莱坞的投资者看了,马上与他签约,斯皮尔伯格因此辍学,到好莱坞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步是对的,如果他当年不把握机会,坚持要完成学业,他或许成不了大师。
但40年过去了,斯皮尔伯格虽然功成名就,他还是很介意年轻时的学业没有完成。夜深人静时,斯皮尔伯格总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今天你是好莱坞权力最大的人,你的名字是年轻人的名气、金钱的保证,但那又怎样呢?你曾经背弃过自己的承诺,无论再有钱、名气再大,你的品格还有个小小的污点,因为你曾经当过逃兵。
斯皮尔伯格回到大学,用假名重新注册插班,用假名考试交卷,只有几个教授知道他的身份,他的功课与其他学生一起送交校外的学者审阅。课程要求学生交电影实习作业,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选取了12分钟的影片,还交了《大白鲨》和《第三类接触》的片段。大学电影系助理教授凯利为他总评分,给他成绩“良”,评语是“该学生对音响、灯光、剪接和剧本管理颇有驾驭力”。
这位《侏罗纪公园》的主人还要副修一门叫野生生物的学科。教授说他精于恐龙知识,上课谦卑有礼,除了有一天在课堂上把一只脚搁在书桌上。他向老师道歉,解释是前一天与儿子一起玩滑板扭伤了腿。教授提醒班上其他学生,不要对这个天王级的同学有什么崇拜的眼光,只把他当普通人。学生做到了,没有向他索取签名,但在毕业典礼的那天,他们告诉父母:我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同一年毕业。
在虚荣的世界,有太多人相信“成功人士”不一定要念完大学,并以盖茨为例,说盖茨也没有读完哈佛。但学业没有完成,是毕生的心理创伤,即使缝合了,也还在心头留下疤痕。终有一天,我们都会为年轻时一件没有交的功课、一项未完的工作,或辜负了的一个人而感到遗憾,醒悟一切名誉和财富都不能补偿。这样的遗憾,像风湿症,通常在中年以后发作。斯皮尔伯格不惜代价,治好了他的风湿症,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都快8岁了,他10以内的加减法还是算得一塌糊涂。父亲把墙根下玩打石头的他拽起来,给了他一个书包说,上学去吧。
父母一天到晚想着他能有一个正经营生。有一年秋天,他蘸着黑墨水,在自己家的围墙上画了一个四角的亭子,几棵高树,还有一些波光粼粼的水。邻居说,这孩子画得不赖,将来当个画匠吧。他以为,他将来能当走村串户的画匠了,就有意无意地留心看画匠干活。那年,有一个人给他大舅家画墙围子,也画了一处山水,还题了“桂林山水贾天下”的字,他明知道那个“贾”字错了,但没敢讲出来。
就在他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当画匠的时候,父母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个“长处”。有一次他和隔壁春四家的小子,剪下许多猫猫狗狗的纸样,拿着手电钻进鸡窝里“放电影”。在浪费了好几节电池之后,父亲去公社找放映队的人,看能不能给他找下一个营生,哪怕打打杂,抱抱片子什么的都可以。后来公社倒是给了他们村一个名额,不过,不是给了他,而是村支书的儿子。
眼看当画匠无望,又当不成放电影的,父母盘算着该让他回家种地了,并预谋着要为他订下邻村的一个女孩。就在这时候,他竟然又稀里糊涂地考上了县里的高中。父亲一下子发了愁。上吧,非但会误了田地的活,而且还会误了邻村的女孩,更要紧的是,村里边从来没有谁考上过大学,于是坚信自己家的祖坟也不会有这根草,父亲说,别上了。母亲见他支支吾吾的,说,上吧,走一步算一步。
上完高中,他考上了一所三流的专科学校。他的人生如果就这样下去的话,毕业了,回老家教教书,或许一辈子就这样没有波澜地过完。然而,大二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来。那时,学校办着一份自己的报刊,有一个副刊,一个月要出一两期的,他常常见有同学的文章在上面发表。他想,在毕业之前,自己要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一定要在校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把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他开始疯狂地写东西,写完后,就拿去让教写作的老师看,稍有得到赞许的,就投给校报编辑部。到后来,老师也不愿给看了,他就埋下头来自己琢磨。他为此看了许多的书,也浏览了不少的报刊。然而,投给校报的许多稿件,都如泥牛入海。
他不想把这些凝着自己心血的文稿扔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向本市的日报社投去几篇,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文字竟然出现在了本市的日报上。再后来,他的名字相继出现在了省内外的报刊上。从此以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更加勤奋了,因为他发现,他还有着一项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才能。
这个人就是贾先生。这是他在一次笔会上讲出来的。讲完后,他颇有感慨地说,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是被别人安排着过完一生的,被安排着学哪门技术,被安排着进哪个学校,被安排着在哪个单位上班……却从来没有真正自己为自己安排一件事情去做。人在这时候,最需要有一只凳子,你站上去,才会发现,你还有着许多没有挖掘出来的才能和智慧。而这只凳子,就是突然闯进你心中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
最后,他笑着说,没有这个凳子,你永远看不到梦想,更别说拥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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