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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建设目标，从顶层设计为法治国家建设指明了方向，极大地丰富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内涵，也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实践空间，必将对我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治理模式。庙堂内的皇帝、官僚士大夫与庙堂之外的乡绅、儒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联盟关系，也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虽然法律在当时的社会治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因法律难以规范千差万别的具体事务，因而在实践中往往需要治理者临机决断和 自由裁量，官员们的的主观意志成为行政和司法决策中的决定性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各级党政机关都是依靠“红头文件”来指导和规范-
自身的工作。因为这些“红头文件”，给予各级党政机关的只能是对某些问题的原则性指示，其规范类型与法律原则相近，远不能具备法律规则所特有的具体而微的规范效力。因此，事实上各级党政机关仍然有较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曾经提出过要废止宪法。当时我们是有宪法的，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也是健全的，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宪法薄弱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也遭到批斗，他举着宪法抗议，说我这个国家主席是人民选的，红卫兵怎么能随便拿我批斗呢?但红卫兵根本不听。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告诉我们，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要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没有法治作保证是不可靠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立法进程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包括行政法规在内的各种法律规范逐步地建立健全起来。但是，由于改革本身所具有的创新性和革命性，在突破条条框框束-
缚的同时，难免会有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界限的可能。再加上各级党政机关在推动经济建设过程中，为了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社会矛盾，也很少考虑现行法律规定，往往选择法律以外的解决途径，有时甚至为了维稳不惜通过法外交易来化解矛盾。
以上之治理方式，在本质上讲，仍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儒家的人治特征。客观地说，当今中国，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已经不是法律制度的缺失，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进而导致执法环境的不断恶化。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
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适应时代潮流，可谓恰逢其时。
当此之时，我们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更应该不断提升个人素质，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努力学习法律法规知识，真正做到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时刻践行党的宗旨。我们相信，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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