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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分行党委组织部要求，每年七一前必须给员工上一堂党课，今天我站在这个讲台上,与大家共同探讨与学习。可能有人知道，我曾专门研究过四年半党史，这个讲稿中就有一部分曾经是我当年公开发表过的论文摘要。
当代中共党建史，系指世纪之交前后的党建发展史，即1990年至目前为止的当代中国政坛。差不多就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整体执政过程。综观这十多年的历史，有十件大事贯穿着当代中共党建的历史，这是因为：第一，都具有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历史背景;第二，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重大影响;第三，本身既有历史的价值，独木可见森林，又能承前启后，彼此关联，构成这段中共党史的大脉络。
一、1990：怀念伟人毛泽东
1976年，中国发生了三件震惊全球的重大事件，一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二是唐山大地震;三是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
那个时代的很多话再听起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反复阐述的“至理名言”。
众所周知，毛泽东除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之外，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著名的文学家。1990年元旦刚过，中国文坛一位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青年作家，成了一次文学座谈会的中心人物。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和前苏联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人民文学》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邓力群大加赞赏：“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贴切，也相当深刻的回答和解释，对伟人毛泽东的怀念就此可以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的理性思考。”
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电影、书籍、形形色色的座谈会，全都热衷此道，毛主席像章卷土重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向毛泽东的故居韶山。我那时也自费到了韶山，还到了刘少奇的故居花明楼。还记得那时候的《红太阳》录音带，开创了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
那时候中国人的热情大部分投向了政治领域。反对自由化、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有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反复阐述的“至理名言”。
二、1991：“苏东波”的冲击
这里的“苏东波”不是指的宋朝著名词人苏东坡，而是指的前苏联和东欧政坛巨变的冲击波。
1991年，“第三代领导”经历了最严重的也是惟一的一次危机。
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又嗟叹不已。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史、罗马尼亚的兄弟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社会主义的阵营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16个字：韬光养晦，冷静思考，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8月19日，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最后行动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计算也不会过分的。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42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和危机。
那时候有头有脸的理论家是不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也不讲发展。他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一本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的小册子，也叫“十九条”，用它来统一思想。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不批评那些“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非常有害”。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文章，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的，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还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结果就把一声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这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
三、1992春：“邓旋风”席卷大地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
从某种程序上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在1992年1月的南巡，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年邓小平走在深圳的大街上，这位88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带着四川乡音，掷地有声地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这位老人是冲着89年、90年和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
邓小平在89年冬天退休的时候，显然已经想到会有深圳之行。然而他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都没有用。看来仅仅私下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
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的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他还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伟大人物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正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正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
四、1992夏：为市场经济正名
――江泽民拿定主意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
新任总书记江泽民顶着急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1992年春天，他已经拿定了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的主意。他打算站出来，既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
1992年6月9日，他走进那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央党校，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昂着宽阔的额头，开始了那次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演讲。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不仅跟上了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走得更远：“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对于江泽民的讲话，邓小平不禁赞道：“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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