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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讲述了中国人抹不掉的耻辱。如果那些士大夫不跳起来反对的话;如果慈禧太后不做那些士大夫的“傀儡”的话;如果那个时候多一些有认识的人话。那么中国就不会承受一系列的耻辱。但是，当时的领导者与人民，统统都不知道，我们的衰败，反而在那里安享荣华富贵。
不过，在李鸿章领导的时代中，还有三年光明，但是，在三年之后，慈禧太后与那些士大夫把皇帝“软禁”了，并且杀掉了一些有志之士，不过，还有些有志之士逃往国外，例如康有为。
之后，国民党的建立人孙中山先生，也是逃亡国外的爱国人士。他几次组织发起大反攻，但还是因为有人把秘密外泄，没有成功。不过，在之后的一次大反击当中，创造了杰出的功勋。
在大反攻，刚攻下一个省城时，立马有十三个省相应，纷纷发出话来：“我们省不再属于清政府管辖内。”犹于这一次大反攻，清政府被彻底瓦解，在没有人归他管理了。
在战斗结束后，人民推举，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当时日本又选出了一位“傀儡”，他就是袁世凯。在以后，日本就极力拥护袁世凯，以至后来袁世凯挤兑掉了孙中山先生，无论谁当，当时的时局，已经四分五裂了……
第二篇：西方美学史读后感
美学的历史论
——读《西方美学史》有感
专业：中英文秘书 学号：2010105144 姓名：孙明燕
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部美学史教材。自从它在1963年初次问世以来，不仅受到我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也获得了海外读书界的好评。
朱先生在本书最后一章谈到他编写时的立意说：“我们只就每个时代中挑选几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对每个代表人物也只约略介绍他的主要论点，挂一漏万是势所难免的。挑选的标准是他们要确实能代表当代的主要思潮而且可以说明历史发展线索。”全书按历史发展的顺序，次第概述了古希腊罗马以来欧洲一些重要美学家的论著。它以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发展、演变和斗争为纲，对美学史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美的本质、形象思维、典型人物和作为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作了相当细致的分析介绍，并对不同时代的美学家对这几个或其中某一个问题所持的基本主张，以及他们在美学史上的建树与得失都给予了相应的评价。
就以“美的本质”来说，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美学家对于美学中的这个基本问题的看法，是各各不同的，甚至是千差万别的。朱先生将他们的看法大致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有的强调形式，忽视内容；有的只重内容，轻视形式；也有的企图使形式和内容、理性和感性按照他们的需要而相互结合。在具体论述时，又根据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所侧重地分别介绍了古典主义美学(古希腊时代)的“美在物体的形式”说；新柏拉图主义(古罗马)和法国理性主义的美学思想，则又提出“美在于完善”(即“天意安排”的合理性)。英国十八世纪的经验主义美学把“美的本质”这个问题的重点，从对审美对象的形式分析转到对美感活动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分析。所以他们强调：美在于愉快。而法国启蒙时代的美学，以狄德罗为代表，主张真善美相结合。在具体说明什么是美时，狄德罗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美在于关系。德国古典主义美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看到了他们以前的美学史上内容与形式、理性与感性相互割裂的局面，于是从唯心主义出发，提出了美在理性内容表现于感性形式的论点。诚然，他们两个也各说各是。康德用主观唯心主义来调和形式与内容、感性与理性的矛盾;黑格尔则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立场来阐释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前者的内容是超验的理念，而后者的内蕴则是绝对精神。十九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史上最大的，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是，竖起了美是生活的大纛。
作者在介绍不同时代及不同学派的美学思想时，做到了“史”与“论”的结合，因而相当清晰地给读者勾勒出了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轮廓。他不是把美学史上各种流派当作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纯思想材料来加以介绍，而是把它们放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尤其是阶级根源上来进行分析，同时还扼要地说明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承续关系。例如，朱先生在介绍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等艺术大师对于最美的形式所持的论点时，不仅将其同古希腊罗马时代毕达哥拉斯、亚里斯多德、圣奥古斯丁及圣托马斯关于形式美的看法相比较，相鉴别，并且还指出它对后来德国启蒙运动时代文克尔曼、莱辛以迄于康德等人的形式美的影响。这样，就便于读者把了解到的有关形式美的知识串连起来，既见出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美学家在形式美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论点及其不同的侧重面，同时又能见出形式美的思想在美学史上的一个衍化的过程。这种“史”与“论”的结合，应该说是《西方美学史》的显著特色之一。
《西方美学史》是一部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到现代欧美的美学思想发展史。西方美学史源远流长，著名的美学家、著作和流派极多，影响遍及世界，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对于后人深入探究美的含义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篇：《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孟子曰：“扬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句话是孟子对杨朱的评价，也侧面体现了杨朱的基本思想之一：“轻物重生”。那么，我们是否要做到轻物重生呢？
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我们得讨论一下“物”与“生”。“物”即为物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是物质的影子，如：金钱、名利、地位、珍贵的物品等，他们都是物质。物质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无疑是巨大的：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能否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能否行驶更大的权力，能否满足自我的虚荣心等这些都与物质息息相关。假设说，物质消失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寸步难行。于是，“物”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生”。“生”很好理解，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的重要性大家都明白――没了生命，就什么也没有了。就仿佛是失去水源的鱼，失掉了一切，自然也包括“物”。
由此可见，“生”的确比“物”更重要。那么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从何而来了。只是，我对此仍有点异议。我认为，还有比“生”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义”。
《鱼我所欲也》中，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顾患有所不辟也”，生命是我想要的，但我还有比生命更贵重的东西，所以有些灾祸我不躲避。这里孟子所说的比生更贵重的东西，就是指“义”。“义”的解释繁杂多样，每个人的心中都不尽相同，但肯定会有相同的一点――不违背自己的道德底线！假使让一位有“义”的人去为了生命而做一些卑微苟且，违背他们内心的事，那么他们一定会觉得生不如死。故此，在这种情形中，“义”更重于生。
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都应该是心中的道德底线。国家的耻辱，灭亡，使得屈原纵身投入汨罗江，这也是屈原“义”的体现。所以，我对于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并不认同。
当“生”与“物”出现了碰撞时，“生”比“物”更加贵重，那些因钱财的短暂失去，偏激之下自杀了断的人，死的并不值得；而当“生”与“义”擦出了火花，那么“义”要更领先于“生”，那些因更好的物质生活而背叛了自己的灵魂的人，也不值得！
我们应该做到“轻物重生”，但更应该做到“轻生重义”！这就是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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