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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财政学论文
从财政学的角度看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姓名：毛红豆 学号：14201317020323
一． 李约瑟难题
(一).李约瑟难题的产生与发展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
(二).李约瑟难题的解析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中国古代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体制和小农经济在初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农业方面，但是后期封建专制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局限在农业方面，其他方面的技术未得到发展。同时随着西方文艺复新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生，反对君主专制，解放思想使得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促使资本主义萌芽，西方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用六百年左右的时间赶超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成果。我想正是中西方财政政策的差异才导致我们在后期落后于西方。
(三).李约瑟难题的启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2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9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中国只有1．3万件。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从财政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要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及落后的原因，同时也要对比西方的财政政策，结合自己的发展实际，学习西方财政政策的可取之处，所谓取长补短就是如此。
“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答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也就是要我们反思自己的财政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为财政政策的完善提供物质基础，促进科技进步与发展，追上发达国家的脚步！
二． 钱学森之问
(一).钱学森之问的产生与发展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生前的疑问，也是钱老的临终遗言，非常沉重，却不容我们回避。于是便出现了11位教授联名发表了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二).钱学森之问的解析.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中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财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
通过“钱学森之问”，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三).钱学森之问的启示
钱学森前辈的发问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以前的我们看不到问题所在，如今我们不仅看到了问题所在，而且作了透彻的分析，但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民主中国建立百年，却未能由纯中原本土培养出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奖者。从当初的“西学东渐”到如今的“东西互渐”，可以看出我们在文化上逐渐恢复了自信，但是“西学东渐”我们还是未做得很好，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要坚决摒弃的。
古代儒家时代是知识进入官场，非儒时代的问题是行政进入大学；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教育和教育的孔子学院世界化就是发展的趋势。有社会责任、理想信仰和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围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关键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创新型和德才兼备人才-设立客观的科学的人才评估体系，依据曾邦哲的观点是科技、教育和产业的高效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为一切创新之根本所在，以及精神文化建设、德才兼备教育、孵化器建设、硬件建设、双向流动、规范升学入学。
如果科研经费、学术教育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也按照各类重点和各类资质的行政级别化，就可能导致学术和项目评议的科研经费、市场营销等行政分配和学术职务行政化；因此，大学、科技机构与产业化市场等领域的去行政级别化可能是必由之路。
三．小结
李约瑟难题，换个角度提出也就是钱学森之问，欧洲能从中世纪的千年落后背景下创建近现代科技，为何近代落后的我国却不能急起直追，培养出自主创新型杰出人才，从而再度成为创造发明的强国呢？中国科技与产业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好比书法艺术，非常难以完全模仿名家笔迹，却完全可以在名家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流派，科学、经济、体制等模式也是如此；而且，唯有摆脱权威崇拜、人云亦云，才能领悟科技与产业的创新精神实质。我们的财政体制同样要思考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第二篇：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转向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如何在科技和人才上占领制高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钱老的疑问，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它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钱学森的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又打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现在社会，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我们的大学普遍重课本知识讲解，忽略实际技能传授、特别是忽略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实际上许多大学教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基本都是学生把课上听的、课本上写的知识背会了，考试考过去了，就行了。大学也存在着不了解教育的外行人当大学校长的情况。很多大学都喜欢在形象工程建设上投入大手笔，建高档校园餐厅、高档运动场馆，有的连宿舍都盖五星级的。而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上面至于应该怎么提高，没有几个人知道，至于培养学术领域的大师级人才，他们就更不知道了。大学普遍存在没有自己的定位，教学同质化。大学应该实行学术上百家争鸣，可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如果大学都基本一个样子，教学方法一样、培养方式一样、课程科目一样、教科书一样，那也不可能有造就出创新型人才。我们的中学的教育基本都是应试教育模式，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法。学生总是背、背、背，拿着课本背上面的东西，然后就是考、考、考，把把背会的东西背着写出来就行了。应试教育体制，以考试分数论英雄，学校也只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评价的标准。所以学校也只能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忽略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创新能力、品德修养。我们的升学制度好比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百万学生一考一刀切，一卷说了算”，所有的学校都只为同一个目的，都陷入了“考、考、考”的恶性竞争态势，学生们几乎天天晨起晚归，昼习夜读，终日做题海，埋头故纸堆，负担繁重不堪。学生们的综合能力素质的、个性特长、情趣爱好在现行应试模式下根本是无法培养起来的。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教育部也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6所入选高校各显神通，没有定式。
总之，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之期待。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能解开这道题，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将不断涌现,重现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盛世！
第三篇：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摘要】“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不仅是我国物理学家钱学森的疑问，也与一百年前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暗合。“钱学森之问”为“李约瑟难题”注入了新时期的特色，也使其更加具体化，这两者之内都蕴含着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科技发展的深深忧思。无论是国外的专家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试图通过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思考、分析、研究以寻找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与规律，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国早日重归世界科技前沿的行列。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科技发展
科技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各国也将培养科技人才作为强国的根本。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体现了我国在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培养中遇到的瓶颈。“钱学森之问”既是“李约瑟难题”的继续，也是对“李约瑟难题”的某种解答。二者既有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也呈现出具体的差异性。
一.“李约瑟难题”的内涵和外延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提出，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由于难题本身多样化的形式，从而使得难题自身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外扩而带来了大量的争议和怀疑。但也正是通过不断的讨论和反复的分辨，使得“李约瑟难题”成为了富有生机、不断发展的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散发出不同的气息，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1.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表达方式
“李约瑟难题”在国内通常被表述成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或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这实际上只是问题的简化形式。而李约瑟本人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著作之中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描述。虽然形式不同，但基本含义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以下是三种比较典型的表述方式：
第一种表述出现在1938年左右，后来李约瑟回忆说：“我们在略微熟悉了以下情况之后，心中又产生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我想，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又怎么可能在十五世纪以前的中国一直比欧洲先进，对自然界的知识比欧洲人多，能够更有效地把这些知识应用于造福人类呢？”1
第二种表述出现在1954年，随着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出版而出现的。该书第二章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惊人的科学创始精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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