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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合力难成。一项技术可以致富一方百姓,农业科技应该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发生器”。接受农业技术,农民喜欢现场指导和发放技术资料的方式。在技术推广上,不是农民不愿接受,而是工作合力存在问题。农业大县往往是财政穷县,乡镇一级的农技、农机、畜牧水产等工作服务部门经费堪虞,在工资无法保障的情况下(20xx年,乡镇农技站人平经费只有3700多元,“既无钱养兵,又无钱打仗”,基层推广机构基本上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一种状态),技术服务日显窘境,服务方式创新举步维艰,社会化普及性服务无法开展,服务缺位与农民群众的要求形成强烈反差,难以适应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的客观需要。科技含量低的农业生产必然导致农民从事种养业收入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处在一个低水平状态。人均年收入在1000D1500元之间的农户,逼近温饱线,都很渴望有优良种子、种苗和技术指导,帮助其尽快致富。
信息服务张力有限。农民对农业信息主要反映有不知道向谁打听、信息不及时、信息不准确、信息量太少等问题,客观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信息的不通畅。农业信息应该是覆盖在农村社会之中的一张大网,有自上而下的传递,也有自下而上的反馈,良性互动才能形成社会层面的张力,为农业生产准确定位。泉湖镇农民胡有乐认为,农业信息对农民来讲,要靠农民主动去找,没有专业的服务机构,有时打听到的信息难以判断,对自己的农业生产安排无法进行信息对接,农业生产品类与市场需求难以融合。
农资服务动力不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需要种子、种苗、农药、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由于市场放开,经营自由度扩大,购买自主权分散,形成了多元化经营和不同层面需求的农资服务格局。在农资服务中,农民特别看重的是种子、种苗。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经营新的种子、种苗时,农民很希望看到示范样板才有信心进行变换品种。在选购农资时,农民只能靠经验办事,不敢冒然一试,因为农资坑农、害农事件总是存在于农村社会的某个角落。经销商由于利益驱动、同行业带动、竞争性互动,经营农资只求卖出去,售后服务无从谈起,没有服务动力和积极性。特别是个体户,一旦农资出现小问题,回避矛盾,转嫁责任。例如泉湖镇农民胡龙,20xx年养鸡近3000只,在购买小鸡饲料时,由于饲料中蛋白质含量只有13%(正常标准18D21%),200多只小鸡引发球虫病而死。农民对农资的价格偏高和质量信用度有争议,粮价涨,农资也涨,农民种养的纯收益被农资流通环节剥离一部分。
一、基本情况
陕西省勉县武侯镇杜家坝村有6个村民小组,142户共455人,其中党员21名,村干部四人。该村耕地面积650亩,20xx年人均收入7005元。新农合参保率98%,新农保参保率95%,20xx年劳动力转移156人,创经济收入255万元。自改革开放以来,该村有了很大变化,各项事业有了显著发展,但这个村沟壑纵横,山地丘陵居多,适宜耕种的土地较少。由于地处汉江河畔,汉江阻隔,交通十分不便,资源匮乏,集体经济较为落后,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儿童、老人现象比较普遍。
二、农村社会保障现状
(一)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功能削弱。在以前的旧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是完全依赖着个人家庭的。“百善孝为先”就是靠着这个“孝”字,靠着孝道,我们家庭中的老年人才得以有一个比较安稳的晚年。家庭成员的生、老、病、死等开支,都是依赖家庭经济的支持。随着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即一对中年夫妇将要承担双方父母四人的“生老病死”和一个或两个子女的抚养责任,这将使未来家庭不堪重负。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远离家乡,来到大城市里打工,造成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现象,造成家庭成员精神方面的照顾缺乏,就医看病困难,晚年养老负担加重。
(二)农村社会保障任务加重。一是农村人口老年化问题日益突出。该村有6个村民小组,142户共455人,60岁以上人口占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该村总人口的8.5%,农村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就目前情况来看,人口老龄化问题直接涉及到农村家庭的家庭负担和家庭和谐。二是疾病问题依然是困扰农民的瓶颈。虽然现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在该村实行了很久,但药品价格及医疗费用不断增高,报销比例仅为40-65%。特别是一些贫困家庭,农民低薄的收入只能维持养家糊口,遇到疾病只能“小病磨、大病拖”,实在坚持不下去则靠东借西凑,变卖粮食或牲畜来支付医药费,以致债台高筑,“一人得病,全家返贫”。调查中,一些群众深有感触地说:“不怕贫穷,只怕生病,穷可以慢慢致富,病特别是大病,足以倾家荡产。”三是外出务工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亟需保障。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但与城市的人相比,受到种种歧视,不仅就业机会少,而且就业后待遇不公,在保险待遇上也与正式工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调查中,外出务工农民90%都担心自己的社会保险关系无法转移接续,85%很纠结自己到底是在家乡参保还是在务工地参加社会保险,70%搞不懂自己的个人社保账户是干啥的。
(三)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对于杜家坝村农民来说,目前社会保障主要有新农合和新农保,农村低保的社会救济方式还不规范、不统一,实施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救济方式以临时救济为主,定期救济以集体救济为主,而且只对五保户和困难人口提供救济。
一是新农合群众享受的报销范围和幅度都不大,对于生大病,一花就是几千上万元的根本无济于事,所报销的一点费用还不够往返的车费,尽管深知合作医疗的好处,一旦知道自己三、五年不生病时,就是不愿掏那份“不必要”的钱。特别是今年个人缴费调整到65元后,更不愿眼看自己出钱别人吃药。二是新农保从制度上是一次重要突破,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建立农民养老保险依然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部分农民,特别是老年农民的生活仍比较艰难,个人负担的部分保险资金根本无法支付。农民自身对养老保险缺乏认识,目光短浅,在“新农保”调查中,85.7%的农民期盼养老金的金额能提高一些。“新农保”实施时,年满60周岁老人不需缴费就可领取每月55元的养老金,60周岁以下的老人通过15年的缴费,若缴费档次为100元/年,60周岁后大约可以领到76元/月的养老金。无论是55元/月,还是76元/月都是一个低水平的状态,而且物价处于上涨阶段,将来这些养老金肯定不能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保障。
(四)社会保障体制太复杂。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现状是城乡分割、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条块之间既无统一的管理机构,也无统一的管理办法。从管理机构上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外出务服务等主要归人社部门管理,医疗保障主要归卫生部门管理,最低生活保障和优抚安置、救灾救济、老年人社会福利归民政部门管理。一些部门、乡村也制定了社会保障办法和规定,如人武部、计生委、组织部、教育局、残联和慈善总会等。对义务兵、独生子女户、村组干部、残疾人、特困户的社会保障都有相应的指导意见,各自为政,条线分割。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也对部分农民搞了商业保险,形成了“多龙治水”的管理格局。由于这些部门所处地位和利益关系不同,在社会保障的管理和决策上经常发生矛盾。在调查中大部分农民搞不清有啥问题该找哪个部门。
三、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险宣传力度。社会保障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必须要把现有的政策用好,宣传好,引起各级各部门以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是大力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要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宣传,组织公益活动宣传,让广大农民知晓如何实现自己的权益。二是强化各级领导对社会保障的责任。各级领导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参加落实各类社会保障政策,带头救助各类困难群体。三是充分利用春节前后、农闲时期,抓住典型事例进行宣传,让受益的农民现身说法,讲自己受益后的亲身感受,使广大农民真正认识到参加社会保险的好处。
(二)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在中央、省、市、县逐步提高社保资金补助金额的基础上,当地镇、村相应增加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积极帮助那些依然交不起费的困难群众,切实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需求。逐步提高农民养老、新农合个人缴费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较大幅度提高新农合报销比例和报销封顶线,切实降低个人自付金额,减轻农民医疗负担。同时,逐步提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标准,让农村居民切切实实感受到社会养老的优越性。
(三)切实维护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政府部门要切实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服好务,在社会保险的参保、接续、转移,以及个人账户的管理方面,真正做到以人为本,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五险合一”,推行社会保障卡制度,为外出务工人员消除后顾之忧。
(四)健全完善管理服务体系。整合人力、财力和信息网络资源,研究在乡镇、村建立养老、新农合、低保救助、救灾救济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平台,配置必要的人力和财力,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协作,努力实现资源共享、整体推进。提高行政效率,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真正做到解民忧、解民怨、解民困。
技术服务合力难成。一项技术可以致富一方百姓,农业科技应该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发生器”。接受农业技术,农民喜欢现场指导和发放技术资料的方式。在技术推广上,不是农民不愿接受,而是工作合力存在问题。农业大县往往是财政穷县,乡镇一级的农技、农机、畜牧水产等工作服务部门经费堪虞,在工资无法保障的情况下(2006年,乡镇农技站人平经费只有3700多元,“既无钱养兵,又无钱打仗”,基层推广机构基本上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一种状态),技术服务日显窘境,服务方式创新举步维艰,社会化普及性服务无法开展,服务缺位与农民群众的要求形成强烈反差,难以适应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的客观需要。科技含量低的农业生产必然导致农民从事种养业收入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处在一个低水平状态。人均年收入在1000D1500元之间的农户,逼近温饱线,都很渴望有优良种子、种苗和技术指导,帮助其尽快致富。
信息服务张力有限。农民对农业信息主要反映有不知道向谁打听、信息不及时、信息不准确、信息量太少等问题,客观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信息的不通畅。农业信息应该是覆盖在农村社会之中的一张大网,有自上而下的传递,也有自下而上的反馈,良性互动才能形成社会层面的张力,为农业生产准确定位。泉湖镇农民胡有乐认为,农业信息对农民来讲,要靠农民主动去找,没有专业的服务机构,有时打听到的信息难以判断,对自己的农业生产安排无法进行信息对接,农业生产品类与市场需求难以融合。
农资服务动力不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需要种子、种苗、农药、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由于市场放开,经营自由度扩大,购买自主权分散,形成了多元化经营和不同层面需求的农资服务格局。在农资服务中,农民特别看重的是种子、种苗。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经营新的种子、种苗时,农民很希望看到示范样板才有信心进行变换品种。在选购农资时,农民只能靠经验办事,不敢冒然一试,因为农资坑农、害农事件总是存在于农村社会的某个角落。经销商由于利益驱动、同行业带动、竞争性互动,经营农资只求卖出去,售后服务无从谈起,没有服务动力和积极性。特别是个体户,一旦农资出现小问题,回避矛盾,转嫁责任。例如泉湖镇农民胡龙,20xx年养鸡近3000只,在购买小鸡饲料时,由于饲料中蛋白质含量只有13%(正常标准18D21%),200多只小鸡引发球虫病而死。农民对农资的价格偏高和质量信用度有争议,粮价涨,农资也涨,农民种养的纯收益被农资流通环节剥离一部分。
按照县政协关于“三农”问题调研课题的分工,县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了部分政协委员和供销社、农业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共14人组成调研组,在3月中下旬深入到三合镇、青杠街道办事处、福禄镇实地调查,走访了6个种养殖大户或龙头企业,听取了县农业局、供销社等相关部门情况介绍,并组织部分委员到铜梁县学习,调查中召开了各种座谈会5次。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现状
(一)社会化服务机构健全。目前,农技、畜牧、农机、水产等机构,承担着对全县的农村种养殖业的技术推广、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农技包括县农技中心和13个街道(镇乡)农技中心。乡镇机构改革后,农经、农技、林业、水土保持并入农技中心。全县有农技人员390人,其中街道(镇乡)在编人员364人,在岗人员259人。在岗人员在年龄结构上,35岁以下的占26,36岁至49岁的占67,50岁以上的占7,结构年轻化;在文化程度上,中专及其以上的占84,中专以下的占16;在技术职称上,有专业职称的仅占17。
畜牧设有县畜牧中心和1个畜牧兽医联站,乡镇建制调整前的26个乡镇畜牧兽医站。有职工312人,其中在职251人,在年龄结构上,35岁以下的占31,35岁至45岁的占34,45岁以上的占35,结构趋于合理;在文化程度上,中专及其以上的占66,中专以下的占34;在技术职称上,有专业职称的达83。
农机体系,截止XX年6月底,镇乡农机站尚有在岗招聘干部24人,录用干部2人,合同制工人5人,提前退休1人,共32人,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目前70的农机站成了“牌子站”、“空壳站”,余下的也主要经营油料和承揽零星金加工业务,承担新机具推广、提蓄水灌溉和农业机械维护工作的很少。
水产只有县水产站,在岗人员9人,大专以上学历的8人,有职称的8人,但镇乡无1名专职水产员。
(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较快。初步建立了县、街道(镇乡)、村、社四级农业科技推广网络,成立了农村专业技术协会36个,其中县级8个,镇乡级19个,村级9个。组织和引导农民发展了以健龙藕协、狮子泰山果协等为代表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延长和加粗了产业化链条,促进了农业板块经济带的建设。建立了城北蔬菜示范基地、丁家花卉繁育示范基地等13个科普示范基地,培育了一大批科技带头人和示范户,带动了农民依靠科技致富增收。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生产资料经营服务,建立农资超市10个。积极参与“两社两化”建设,发展综合服务社33个,兴办正兴薯业、大路蜜柚和璧城养殖等专业合作社5个,创办乡镇联佳超市16个,满足了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
(三)社会化服务领域不断延伸。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由产中服务向产前和产后服务两头不断延伸。建立了璧山农业信息网,并与相关农业网站实现了链接,全县各镇乡和龙头企业也设有信息网点;成立了中国农函大璧山分校,举办了蔬菜、果树、畜禽、种植等14个专业,各镇乡也相应建立了辅导站,对农村党员、干部、专业户、示范户进行了培训,为农业提供了产前服务。在产后服务上,支持和鼓励农民,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原则,发展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者按照“公司+农户或生产基地+农户”的形式,形成了一批如原野食用菌产销合作社、新堰蔬菜营销合作社、三业茶叶有限公司、温氏集团等实体。全县现有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2个,会员1818人,带动了5176农户,经营总收入达2639万元,农户增加纯收入达314万元。
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投入不足。县级社会化服务机构人员经费仍按工改时人员编制核算,以后按照增人不增资进行预算,经费严重不足,造成了由工作经费来支付人员工资现象。调查中了解到,畜牧在从事春秋防疫、疫病普查、仔猪防疫等公益性工作时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镇乡(街道)社会化服务机构经费预算标准不统一,有全额、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经费紧张,工作正常运转困难,只有安排部分人员进行经营创收,三合、福禄农技中心有近40的人员从事经营创收,削弱了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和服务。经费的不足,职工待遇低,致使个别中心负责人频繁更换,调查中了解,在这次乡镇建制调整中,二级机构负责人竟争上岗,有镇乡竟无一人参与农技中心主任报名。
(二)服务队伍庞大,人才断层与知识老化严重。在镇乡农技中心反映尤为突出。一是人员臃肿、混岗现象突出。调查中统计,全县镇乡农技中心有在编人员364人,被安置到其他部门的有105人,占总数的29。二是非专业技术人员过多。非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高达47%,学农业技术专业的仅占14,其余39学农经管理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党校经济管理函授生。三是知识断层。在职函授进修的119人中,进修农业专业的仅1人,进修非农专业的达99.16,导致了农技推广队伍知识断层及知识老化现象。据统计,全县有3个镇乡农技中心找不出1名专业农技人员,他们根本无法有效向农民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和推广最新的农业技术。
(三)服务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一是服务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体制,带有一定的行政命令,往往以“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方式进行。服务的层面只停留在镇乡级上,服务指导的形式绝大多数是以会代训的方式进行。在调查中发现,镇乡农技人员因经费紧张未驻村下社,真正到田间地头与农民接触的很少,农民得不到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二是管理体制不规范。如镇乡农技中心与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关系不明确,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农机局都是主管部门,都可管,但都不便管。加之,服务体系(除畜牧外)“三权”下放到镇乡,镇乡管理模式不统一,县、乡两级业务出现断链,如镇乡水产、农机业务无法开展。
(四)服务市场不规范。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从事肥料、农药、种子、兽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经营户增加,无照个体经营比较严重。经营户进货渠道混乱,有假货充斥市场,加上监管市场力度不够,造成体系技物结合收入低,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如畜牧游医现象突出,三合镇就有游医30余人,游医因缺乏专业培训,滥用药物,使畜牧诊治得不到保障,肉品质量下降。
(五)社会化服务质量不高。政府行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存在公益性与经营性职能不分,公益性服务较少,有偿经营成为主业,服务功能弱化,服务机构有名无实。加之农民主动接受服务的积极性不高,大多依赖传统经验和习惯,致使农业社会化服务效果不明显。民办的各类经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太少,XX年底全县434个村民委员会中仅有12个,约占3,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专业合作组织在发展中普遍存在会员综合素质不高,周转资金困难,信息来源和传递渠道单一,主要依赖当地政府和农业部门提供,组织化程度较低,带动力也不强等问题。
三、加强我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议意见
(一)改革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强化服务功能。各级农业部门是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力军,必须有正确的定位,要理顺行政、事业和社会服务组织职能,对服务体系实行“一稳一放两分离”,稳定公益性、放开经营性,实现公益性机构与经营性组织彻底分离。根据我县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实际,合理设置公益性机构,所需经费(包括工资、工作、项目等)由财政全额拨付,服务人员不再从事任何经营创收活动,只对农技推广、指导等进行无偿服务。经营性服务组织实行企业化管理,通过创办科技示范场、开展农资连锁经营、实行多形式的技术承包等方式,全面推向市场。现有镇乡农技推广机构的经营门市、物资等资产,可以通过变卖、配送分流人员等方式改制成私人经营,保留其为农技推广服务的性质。农业主管部门对公益性和经营性组织进行业务指导,重点对公益性机构实施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对经营性组织实行行业管理,确保经营市场有序竟争。
(二)强化服务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转变观念,找准位置,积极主动加强自身机构和队伍建设。公益性服务人员实行竟争上岗,双向选择,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新进人员实行考试聘用制度,保证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推行全员聘用合同制度,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公益性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与职员可按85和15比例配置,逐步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建立服务人员绩效挂钩的考核制度,使收入与实际工作成绩挂钩,做到责、权、利相结合,并适时对从业人员施行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实行辞聘、解聘制度,形成以岗定酬、奖优罚劣的分配激励机制,切实为农业服务。
(三)更新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方式。一是树立以人为本的农技推广理念,将服务重点由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指导逐步转移到提高农民素质上,运用教育、交流、咨询、提供信息等形式,帮助农民做出农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的科学决策;加强与农业科研、教育的协作,引导农民经济组织健康发展。二是利用农业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技推广方式,整合现有的信息网络资源,开通农技110工程,利用广播电视等通讯系统,向广大农村传递生产、技术、管理及市场等信息。三是服务中注重点面结合,突出面上咨询培训,点上示范指导,建立新技术、新品种试验示范点,推行“一人一村”农技推广制度。
(四)发展各类经济组织,实现服务主体多元化。
一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担负管理集体经济资产的同时,应努力开展村级公共服务工作,如组织农民统一购买良种、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统一组织浇水、灭虫和户间互助,统一销售农副产品等等,充分发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的统一经营职能。另外,还可通过信息服务、科技服务、设立营销协会、农副品代办及深加工、货物中转等形式,兴办社会化服务产业,以突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合作功能,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二是大力发展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挥资源优势,围绕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组建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多样化发展,合作类型上可以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以是农业产业协会,可提供技术、农资、信息、产品收购等一项或多项服务,也可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可分村、乡镇、县三级兴办,可围绕一、二、三产业办,同类型的专业合作组织还可组建联合组织等,扩大合作领域。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新生事物,要坚持边发展、边规范的原则,重点对组织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规范,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利益分配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其他的议事规则。
三是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扩大服务领域。采取“公司+农户”、“生产基地+农户”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解决农民生产经营中的“一进一出”问题。龙头企业通过产业化经营带给农民技术信息,这是“一进”。“一出”就是农产品通过龙头企业进入了市场,劳动力走出了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同时引导和壮大龙头企业,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储存、保鲜等产业,引导龙头企业主要抓产前和产后服务,把一般的种养环节让给农民,使农民在产业化进程中得到实惠。
(五)加大对体系的投资力度,为社会化服务提供保障。政府应继续加大投入,但必须调整投资方向,转变对农业的投入机制。投资主要用于农业的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实行普惠制,重点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信息工程、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引进和推广、成人教育与培训、环保工程和自然资源保护等公共服务事业,建立起以职业培训、农函大为主体的农业教育培训体系,提供先进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畅通县、乡镇、村、社四级信息网络支持体系,建立起财政支持信贷体系、农产品品牌扶持体系、农资供销加工出口体系。
(六)营造服务外部环境,提高服务效能。要配套理顺财政、计划、税务、金融等部门对农业的服务机制,形成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合力。财政部门要保证农业技术研究、技术和品种推广项目的资金投入。计划部门要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项目优先立项,指导和制定服务发展规划。金融部门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和农行要面向农业农村,贷款上给予优先照顾,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信贷服务。税务部门要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按农业企业和龙头企业的税收优惠规定给予扶持。工商、土地和规划等部门也要提供相应的优质服务,如登记上给予便利,兴办服务设施、对外开展服务等审批环节简化手续,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供销合作社也应按有关规定,深入挖掘潜力,发挥应有的合作服务作用。
20xx年暑假期间,我在浙江省金华市的广大农村地区,就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做了调查。以下是我以金华市金东区的农村垃圾处理实际情况为调查对象,结合所能查询的各种资料,所作的关于农村垃圾处理的社会调查报告。
(1)农村垃圾问题的分类
首先,随着现代化农村经济产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日常垃圾的种类和数量都呈现一种不断增长的态势。对于种类繁多的农村垃圾,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类:生活垃圾和产业垃圾。
其中生活垃圾是指农村生活中直接产生的废弃物,包括液体废弃物和固体废弃物。据调查得知,其中比如生活污水在内的液体废弃物,在污水处理系统相当不受重视的现当代农村中,仍以直接排放入河或露天处理为主。而固体废弃物,则包括了厨房废弃物、日用品废弃物、家电废弃物、燃料废弃物在内,是这次社会调查的重点。
工业垃圾,主要是指扎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工业产业在其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由于发展农村工业产业具有地租便宜、劳动力廉价、监督力度低等特点,导致了中小型企业向农村靠拢。而中小型企业着力于企业快速发展,往往容易忽视工业废弃物等的处理,加之监管不到位,是农村垃圾处理的重难点。
(2)农村垃圾问题的现状
本次社会调查主要集中在金华市金东区的多个行政自然村,以围绕典型对象的实际情况为依托,以网络、期刊、学术报告等资料为基础,所作调查分析。
1),大部分农村的都建有了集中的垃圾处理处,调查的二十一个行政自然村,有十九个都建有多个露天的垃圾倾倒处,其中多为人数过六百的大型自然村。未有集中垃圾处理设施的两个自然村,人数都在二百人一下,其中的翁村更是实际人口八十五人,常住人口不足三十。即便如此,据调查可知,这十九个建有垃圾倾倒处的自然村里,以人口过一千五的午塘头村和小黄村的垃圾处理频率最大,每天都有专人处理倾倒处的垃圾。随着自然村的规模的越来越小,垃圾处理频率也越来越小。因此在几个规模相对较小的自然村的垃圾处理处,垃圾处理状况极不乐观。
2)在液体废弃物调查方面,二十一个受调查的自然村中,只有五个自然村全部或部分建立的地下排污系统。除已经全部完成新农村改造工作的午塘头村和小黄村,其余三个自然村只在旧村改造过程中建设了部分污水处理系统。而二十一个受调查自然村中,有十六个自然村直接与宽六米以上河流相接,包括小黄村在内的十六个自然村全部将污水直接排入河流之中。其中有五个自然村村周围有直径过十米的露天水塘,有三个自然村有多个大小不等的露天水塘,其中只有极少部分保持良好水质。大部分的农村液体废弃物直接排入水塘中。
3)在农村工业垃圾处理的调查上,二十一个受调查自然村中,工业八个自然村周围建有工业厂,其中尤以小黄村为典型,村周围大大小小建有十多个工业厂,有水泥生产,工艺品加工,成品生产等几个类别。而其村周围的工业厂的共同点是劳动力缺口较大,留守村中的三分之一村民都有就职于周围厂的经历。而村周围厂的建厂土地,是从20xx年以来,村民农业用地规划所得。在工业垃圾处理方面,厂周围固体垃圾废弃物随处可见,其中有生产废料、建筑垃圾等。其中大多是直接倾倒于厂房周围,由于厂房周围没有大面积农业用地,因此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因此农村工业垃圾问题并未引起大家所重视。
(3)农村垃圾处理中所存在的问题
1)农村缺少系统便利的规范垃圾处理厂。因此,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一般以直接填埋为主。而规范的垃圾处理厂,往往相隔很远,造成了垃圾规范处理成本过大。
2)大部分农村缺少完整的地下污水排放系统,也没有配套污水处理设施。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地下污水排放系统正在逐步完善,但现有的老旧部分的污水排放问题得不到解决,往往直接露天排放。而配套污水处理设施的短缺,直接后果就是由原来的分散排放转变为集中排放,污水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3)村民的环保意识还不够,其中尤以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上最为明显。调查中除少部分规模较大、资金雄厚的自然村,在村中各处配备了大量垃圾桶等用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外,更多的受调查自然村的垃圾处理点远离村民集中居住区或处理点较少导致一部分村民的处理距离很远,这就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村民的不自觉处理垃圾问题。这也反映处理村民的环保意识不强的问题。
4)工业垃圾老大难问题。由于现在农村经济生活与周围工业发展息息相关,农民直接利益往往和村周围的工业厂密不可分,在拉动经济,改善村民物质生活方面,村周围工业厂的作用不可忽视,这也就导致了在工业垃圾处理的问题上,很多村民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反而会站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来为止掩盖错误甚至是犯罪事实。因此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上,工业垃圾问题往往牵涉多个利益集团,最后导致无人管、无法管的局面存在。
(4)关于农村垃圾处理问题的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向前,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安康。但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民的生活质量往往不能和收入呈相同步伐发展。其中尤以居住环境问题特别突出,在很多农村地区往往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却不注重内在发展动力挖掘,会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以粗犷的发展为主。加之很多农民由于自身水平有限,没有长远阳光,忽视了很多问题。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如广大农村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改善农民生活环境,追求农村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布局所不容忽视的。
关于农村社会实践报告2000字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这一群体的状况如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状况如何,我们看看下面的关于农村社会实践报告吧!
关于农村社会实践报告在由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组织的全国大中专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走过5年辉煌历程之际,我也有幸作为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队伍的一员,7月23日,来到平度市崔家集周家村参加立时五天的"三下乡"活动。
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模范村,全村230户村民耕种者为数不多的1550亩土地。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努力和改革开放的良机,大力发展高效田和制种业,种植了苹果、柿子、黄烟、葫芦、辣椒、西红柿、西瓜等作物。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村民的精神面貌也令人赞赏,各种村务工作开展得有条有理,村里的治安良好,无刑事案件发生,。村两委工作认真负责,心系村民,重视教育。村办学校也村里及附近村庄的适龄儿童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为此,周家村赢得了"青岛市文明村庄"、"青岛市文明标兵"、"青岛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青岛市模范村委会"等多项称号。
到这样一个"模范村"开展"三下乡"活动,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挥自身的智力优势和知识优势,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学习和宣传"三个代表"的思想,亲身体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含义;积极向广大人民学习,在社会实践中检验自己,完善自我。
一、送科技文化下乡
为了发挥专业优势,我们的下乡服务以科技、文化服务为主,我们去了大量图书和宣传材料,主要是有关农业技术和最新的科技信息,通过它们,开阔了村民的视野,也宣传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我们还为村民义务维修家用电器,提供法律咨询和解决各种问题。虽然我们所能提供的东西是有限的,但毕竟把科技春风带进了农村,吹进了村民心中。
作为本次"三下乡"活动的重头戏,我们还在周家村小学开办了小学生义务辅导班。我们一共开设了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四个辅导班共计50余名小学生、初中生前来听课。在各种辅导班上,大家竭尽所能,不仅为同学们解决了各科所存在的疑难问题,还积极地给大家讲历史故事,上书法课,做趣味数学题,教英文歌曲等。同时,我们还利用各种机会对同学们进行人生观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他们明确学习目的,从小树立远大理想,紧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志将来为祖国,为家乡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和同学们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也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大家待我们有自己的亲人,是我们感到好象回到了家中一样。我们还和同学们一起联欢,开展篮球、足球、乒乓球等体育比赛,为他们播放科普电影及动画片等。
在这些实践服活动中,我们不仅为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作了自己的贡献,而且也学习、体会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对"三个代表"有了更深的认识。
二、了解农村实际情况,提高自身素质。
对"三个代表"进行实践服务是对"三下乡"活动的深化和创新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走访了老党员,与基层党员干部座谈,考察农村改革开放成就等了解社情民意,加深对"三个代表"的理解。
我们通过走访老党员,听老人讲周家村从解放前一直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老人用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没有党,广大老百姓就不能翻身做主人,没有党,广大人民就不能走上致富道路。我们在于基层党员干部的座谈会上,我们了解了周家村的基本情况,村里农民主要靠种植果树和制种致富。由于本村人多地少,他们大力发展高效农业,种植了200亩种子,100亩香港西瓜,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1992年他们还在房前屋后种上了柿子树,去年又种植了1000棵,按每棵柿子树收入200元计算,去年仅柿子树一项,全村就收入了40多万元。周家村取得的成就,多半归功于村两委(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他们利用改革开放的良机,积极采用新技术,开拓市场。村领导心系村民,处处为百姓谋利益,敢于承担责任。但是,村两委普遍感到村里经济还主要停留在种植上,而农村经济要想发展,必须上项目,深加工,办企业,走出去。但领导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能人带头。我们也积极为村里出谋划策,并表示回去以后多宣传周家村,提高周家村的知名度,以便更好地引进外资,引进人才。
我们还对村里部分村民进行了农民生活问卷调查和婚姻、经济、教育观念问卷调查。通过这些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农村经济收入显著提高,村民也更加关心社会,关心国家,村民的各项意识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村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及下一代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总之,一切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是与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不可分的。
三、本次"三下乡"活动总结
这次暑期"三下乡"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宣传学习"三个代表"方面又有了创新。我们深刻体会到,开展"三下乡"活动和实践"三个代表"有着内在联系:科技下乡推动了先进生产力,文化下乡传播了先进文化,卫生下乡、法律下乡等都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实、好事。以前总觉得"三个代表"只是报纸上、领导干部们讲话里的东西,经过实践活动,让我们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深刻认识,受到了最直接、最现实的思想教育。通过"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提高了社会适应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扩带大了视野,对自己有了清醒的定位,不仅发现了自己知识结构中欠缺的一面,也感受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这对我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都有很大的启发。
总之,我以为这是一条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成才的好途径,是支持农村改革,发展和维护稳定的好办法,也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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