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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注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关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其中尤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突出。在大学里,我决定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探讨“空巢”出现的原因。我相信,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可以培养我关注社会问题的习惯和初步尝试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对于我们大学生社会行为能力的培养,发现、研究、并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都有非常大的好处,所以我决定利用大学生涯的第一次关于“空巢老人”现象的社会实践调查。
一、社会“空巢”现象概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暴露了出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世界头号速度的高速增长,但与此相辅相成,理应配套发展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法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财富分配问题的解决却没有很好的适应当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这就进一步催生了社会问题的产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由这两者脱节所引起的。
(一)“空巢”现象是近几年出现的比较显著的社会问题。“空巢”是指家庭
中出现的由于子女外出而家中无人的现象,“空巢”老人是由于子女外出而只将父母留于家中,造成老人无人奉养的现象。
(二)“空巢”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由于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格局所造成的。
(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为新中国规划了一份崭新的蓝图,从此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也造成了,东、中、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东部地区由于显著的地缘优势,在经济上展现出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而西部和中部由于深居内陆,基础设施差等原因而丧失了同东部地区竞争的地位,这也就造成了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的巨大差异,而“空巢”现象的产生与这一发展结果直接相关,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有更好的教育、医疗、生活条件,越来越越多的年轻人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更高的待遇,开始想东中部迁移,而这一现象就造成了“空巢”家庭的产生。
二、“空巢”现象分析
通过查阅资料我得知“空巢”家庭多集中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例如西南、西北、华北等地,其中尤以甘肃、云南、山西、贵州、青海等省份居多。而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以上的结论,这些地区基本上都处于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因为本地的工作机会少,工资水平较之东部地区低,于是,很多一些人便将家庭托付于年迈的家中老人,只身前往东部或其他经济发达薪资较高地区寻找工作。
(一)“空巢”现象的出现应当说不是人们的本意,很多家庭,子女都在外地工作,其中还有很多人在外地成了家,这无形中便将老家中的生活负担寄予家中老人身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大多数在家中“留守”的老人们已经很年迈了,让他们照看本已穷困的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况且,老人们的身体大多不好,一旦出现一些急性的疾病,那么后果就很严重了。而这一点也是“空巢”家庭让很多人感到痛心的原因之一。子女们长期在外,只能在经济上给与家中父母一些支持,但老人们需要的真的不仅仅是这些。
(二)根据我的一些调查,我所在的省由于处于西部地区,“空巢”家庭不在少数,“空巢”家庭是缺乏温暖,缺乏关爱的家庭,在家庭生活中,老人需独立承担家务琐事,使老人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的不堪重负,更为令人担心的是,老人由于长期缺乏来自家庭的温暖,更使老人变得少言寡语,精神状态不佳。
三、社会“空巢”现象的弊端
“空巢”家庭对于老人的伤害是巨大的。
(一)早前,媒体曾报道贵州省的一户家庭所发生的惨剧:一位老人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因无人照料而死于家中,几个月后才被人发现。事后调查发现,老人的子女长期在外,老人在独自在家中。这个家庭是典型的“空巢”家庭,然而这仅仅是中国成千上万户“空巢”家庭中的一个缩影。众多的“空巢”老人因为子女不在身边,做饭,家务等琐碎事物都必须由老人亲自来做,甚至是生病了也要去自己看医生,若是出现一些急性病(高血压、心脏病)则很难得到及时的救治。
一方面,众多的“空巢”家庭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差,大多数的“空巢”老人生病都不能就近就医,而造成的病情延误往往造成严重后果。
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空巢”老人们的心理及精神状况也因为长期缺乏来自亲人的关心和照料而不容乐观。长年累月的孤独,石老人开始越来越少和人交流,人是社会化的产物,需要不断的与外界交流获取信息才能得到生活的乐趣。科学家曾做过实验,将一个人长期禁闭于一个封闭的空间内,不能与任何人交流,参与试验的人无一能忍受孤独寂寞的煎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些长期孤独寂寞的老人们每天都在忍受孤独的痛苦,精神状态自然不好,长期下去,很容易形成孤僻的性格。何谈幸福的晚年?
另一方面,与“空巢”家庭相似的是,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这同时也是“空巢”家庭的另一个恶果。外出的打工的年轻父母将孩子寄给老人看养,而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由于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容易变的自私,冷漠,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成长的阴影,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
(二)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空巢”家庭对老人孩子的伤害,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行动起来,也有部分在外务工的青年人尝试在家乡寻找工作,以便照顾老人和孩子。当然“空巢”现象的解决也不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减少和消除“空巢”家庭的产生。
四、解决“空巢”现象的措施
(一)前文提到,“空巢”现象的产生是当下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1、在经济层面上:一定要注意发挥“先富带后富”的作用,不论是地区经济、个人、还是从经济实体上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应该注意均衡发展西、中、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化经济发展格局,提高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大力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净化投资环境,挖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和潜力,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就业,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空巢问题。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绝不能一蹴而就,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实施。同时,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上,应保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陪制度,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缩小社会收入差距。
2、在政策层面上:政府应当给予中西部地区一些政策支持,给予中西部地区一些合理的政策倾斜,例如在上获得通过的允许农民将土地进行流转的问题,这一政策很好的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外流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空巢”家庭的产生。
3、通过以上的种种措施来逐步解决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从而解决“空巢”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给予老人们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五、调查总结
尽管这是我大学生活的第一次社会实践,肯定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相信,通过对“空巢“现象的认真分析我加深了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提高了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回想这次社会实践活动,我学到了很多,自己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而这些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
知识的积累也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犹如人的血液。人缺少了血液,身体就会衰弱,人缺少了知识,头脑就要枯竭。这次通过对“空巢“现象得的研究,对我来说很陌生,但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必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对其各方面都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地应用于工作中。
这次亲身体验让我有了深刻感触,这不仅是一次实践,还是一次人生经历,是一生宝贵的财富。在今后我要参加更多的社会实践,磨练自己的同时让自己认识的更多,使自己未踏入社会就已体会社会更多方面。
在思想道德中,社会公德是最基本的,也是最贴近我们生活实际的。它在第一时间体现一个人的素质涵养,同时又无处不在地伴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针对当今大学生的社会公德状况,我们做了一次社会调查。
总体情景:
调查显示,此刻大学生社会公德意识整体上比较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武东生说:“今日的大学生是值得肯定的,与八十年代相比,社会的提高在大学生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有49.2%的人对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评价是“思想先进,有知识,有文化,但对知识的应用本事差”。仅有17.79%的人认为当代大学生“思想素质好,专业水平高和社会实践报告本事强,有社会职责感。”这就证明,在公德认识方面,大学生普遍表现得好。对基本的公德行为和范畴,他们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在具体表现的方面还有待提高,并且这种“知行脱节”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愈趋明显。
助人为乐
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问题,总有需要他人帮忙和关心的时候。所以,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倡导的助人为乐精神,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和原则在公共生活领域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助人为乐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我国自古就有“君子成人之美”、“为善最乐”、“博施济众”等广为流传的格言。人有三乐:自得其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把帮忙别人当成自我最欢乐的事情,是博爱的表现,也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盼。养成助人为乐的习惯,将是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正所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大学生应当“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力所能及地关心和帮忙他人。
在本次调查当中,对于社会公益活动有57.75%的人选择“经常参加”,有37.97%的人选择“没兴趣,出于任务,偶尔应付”,另外有4.8%的人选择“不参加”。参加公益活动是大学生社会公德的良好表现,它体现了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强烈的社会职责感。对于不太喜欢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同学,社会也应当给予进取的鼓励与引导。
大学生中,大部分同学很少接触社会,很少涉及世事纷争,也所以保存着那颗原始的善良的感恩之心。在我们的一个关于无偿献血的个人访谈中,理解采访者回答每个问题都干脆利落,毫不犹豫。献血时她自主争先,她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问到:“有人说献血很危险,甚至有可能感染疾病,你想过吗?”她回答很干脆:“没有,没想过。我只觉得我自我身体很好,抽点血没关系,何况还有很多人挣扎在死亡边缘,正等着我们献血来抢救呢!”从我们的调查数据中也显示,对于无偿献血,有58.63%的同学积极参与,还有36.31%的同学想去,但没时间,仅有10.06%的同学认为这是医院在挣钱,不去献。
礼貌礼貌
礼貌礼貌是社会交往中必然的道德要求,是调整和规范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并且体此刻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比如:尊重师长,主动让座等。在我们的调查中,84.54%的被调查者在路上见到教师都会主动问好。这说明当代大学生对尊师重教的认知程度较高,且能付诸行动。而在公交车上见到老弱病残时仅有49.47%的被调查者会进取让座,48.47%的人会视情景而定,偶尔让座。这说明广大大学生对让座这一行为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二者之和占了97.94%,但能始终如一,坚持将道德认知转化在每一件日常小事上的人却仅有半数。这说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在礼貌礼貌这一点上的素质还需提高一个新的档次。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也是社会公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职责。随着我们周边环境的日益改善,大学生逐渐意识到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根据调查了解,当外出制造了垃圾却暂时找不到垃圾箱时,有87.05%的同学会“找到垃圾箱后再丢”,有6.22%的人选择“随手丢掉”,另外有6.74%的人可能碍于面子,会“找个角落再丢”。在不破坏环境卫生这方面,大部分同学还做得不错,即能“独善其身”。然而对于真正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环境保护时,我们大学生做得还远不够,即不能“兼济天下”。比如,当看到地上有垃圾时,仅有5.73%的人会立刻弄干净,而有80.21%的人想弄干净但最终没做,其余14.06%的人干脆不理它。分析其原因,我们发现此刻的大学生爱面子,觉得那些俗规矩太死板了,大家都不去做而我一个人做很别扭,所以在能够选择逃避的时候尽量逃避。对于以上这些现象,我们每一位有职责感的大学生都应当行动起来,不要以为是丢面子的事情,其实往往是那些最要面子的人最没面子。21世纪需要的是“弯腰精神”,多弯一次腰就给世界多一份洁净。另外,对于学校盛行的“课桌文化”,我们应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在我们做任何事情前应想想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与影响,要对自我的行为负责。
遵纪守法
遵纪守法的实践是提高人们社会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人员构成复杂,素质参差不齐,正常生活秩序可能受到影响,这就需要用纪律与法规来维持。大学生应当全面了解各项法律法规,熟知校纪校规,牢固法制观念,“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自觉遵守相关纪律和法规。然而,当20xx年南京某高校的一次调查中,居然有56.7%的人根本不相信有从未作弊的大学生的存在!这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的规则意识不强。许多大学生过早的有了世故圆滑、投机取巧的意识。诚然,要改变这一现状不仅仅要靠社会的正确引导,更主要的还是大学生自我增强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自觉自主地成为一个有梦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当前学术界在讨论村民自治或村级治理时,大都忽视了对村级治理类型的区分。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为面对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具备相当不同的效果和表现,不能理解村民自治所面对的特殊环境,也就难以理解村民自治这样一种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的实践后果。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一项制度,依据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场域的村庄状况的不同,这一制度安排的实践后果会有不同。
本文试图依据村集体掌握经济资源的多少,将作为强制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后果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区分为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这两种村级治理类型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多少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中具有相当的不同。当然,将民主化村级治理分为动员型和分配型两种类型,还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类方法,实践中两种村级治理类型交叉重合之处甚多,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不同。
一、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
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义。
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正好与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相关。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一些山区自发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自发产生的村委会引起国家的重视,既与当时民主化的语境有关,也与当时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关。而在实践中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村民自治在村庄(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应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义。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四种民主办法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达到的。
从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内生秩序,这些秩序包括经济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设),抵御上级过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对村庄的骚扰,以及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样,治理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内生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及特征。
而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特征及其侧重点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分配型和动员型类型。我们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及村民代表能力来展开讨论。
二、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理论过程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个部分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决策村务,其内容包括选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村务决策和监督;一个部分是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即由村干部这些具体的村民推选出来的人将村民决策的村务办理下去。
展开以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实质就是形成村务决策和推选出执行这些村务决策的人员,从理想状态来讲,村民可以随时罢免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实际上则因为罢免需要成本,就为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行为相对脱离村民意愿提供了可能。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这种相对脱离村民的状态,必然带来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第二个部分即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的后果。相对的脱离既为村干部创造了发挥个人才干的空间,也为村干部提供了谋求私利的机会。
村民代表也是相对脱离于村民的,但一般来讲,村民代表较村干部离村民更近,一是因为村民代表是更小范围村民推选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村民代表并不掌握着村干部一样办理村务的权力,而只是决策和监督村务的权力。因此,也可以将村民代表当作村民的一个部分,而单独将村干部作村务的办理人,即集中的主体。
从村务决策的形成即村民意愿的角度,村级治理面对的首要问题当然是村集体公益的`维护,或说如何在村庄范围内获得公益,减少外部性,这种村民意愿的典型是修路架桥和维护治安等具有强烈外部性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在不能依靠外部的国家和村内个人提供的情况下,村集体办理这些事业成为最佳选择,这时候,村民都会有让村集体来兴建这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愿望和要求,村民也很容易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的形式形成具体的村务决策。
问题是,虽然每个村民都希望获得公益的好处,但每个村民也会尽可能减少自己为获益所付出的成本。每一项公共工程和每一件公益事业的受益者或受益者的受益程度都是不平衡的,一些人受益很多,一些人受益无多甚至反受其害,这样,虽然村民都期待村中公益,却因为受益不可能均衡,而鲜有在每一件具体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决策中一致同意的情况。少数人服从多数人正是实践中运行的民主制度的规则,大多数村民或村民代表可以作出村务的决策,但村务的办理却难以跨越这些具体村务决策中的少数反对派。
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缺乏制度上和组织上对付反对派的办法,虽然这些反对派只是村中的少数派甚至只是个别村民,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用两种资源,一是村庄舆论压力,一是个人魅力。当反对大多数村民的少数村民在村庄中处处感受到来自乡邻以道德评价为特征的舆论压力时,他们不得不随大流,忍受自己的“苦难”。舆论压力正是传统社会的特征,涂尔干的“机械关联”就是这个意思。当前中国农村因为经受巨大变革,“机械关联”大都解体,村庄舆论压力难以阻止少数人对自身利益的寻求。个人魅力是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一个善于说理的人往往可以说服那些不能忍受暂时受到利益损害村民去期待不久的利益回报,一个道德高尚的村干部可以让村民提高对利益受损的忍受度,一个社会关系多的村干部可以带来反对者的压力,而一个性情暴燥、身体强健的村干部,则可以构成对反对者的身体威胁。总而言之,在村庄舆论不能对村中少数反对派构成压力时,办理村务的村干部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就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手段,现实中这种情况到处可见。
除以上两种办法以外,村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拥有丰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大多数村民可以不顾少数人的反对而决定资源如何分配与使用,村干部也可以利用村集体资源来建立对村民的奖罚机制,少数村民若反对大多数村民的愿望和决策,他们虽然可以不顾村庄的舆论压力,却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上可能受到的损害,从而不得不照应多数人的愿望。况且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丰富,使得村干部可以不从村民那里抽取资源,就可以办理好村中公益事业。
麻烦出在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较少的村集体经济决定了办理村中公益事业,需要从村民手中抽取资源,所谓“村民事业村民办”这一可以套用在任何具体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上面标语所表达的。
而这种提取因为缺乏强制手段(村级民主不是国家民主的一个部分,不具有暴力工具的后盾),而在少数反对派拒绝出钱出力时,村干部无计可施。较少的村集体资源也减少了村干部强制村民顺应村中大多数人意愿或村中公益事业的能力。这样一来,在一些村集体资源较少的村庄,在既缺乏村庄舆论压力,又缺少村庄能人的情况下,村庄中公益事业就可能成为每个村民都期待,但每一件公共工程或公益事业都因为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而办不下去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大大损害村民本来可能得到的好处,或为了得到这种好处,而不得不让每个村民花费更大代价(比如集体建供水设施和每户打井)。
办理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村民意愿是不成问题,通过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形成村务决策也不成问题,但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却往往面对着无法逾越的少数反对者的反对,最终致使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效果不佳。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民主化村级治理状况的关键是村中可能出现的少数反对派能否被说服成为合作者,或直接说被压服。如前所述,这取决于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村庄舆论压力以及集体经济资源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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