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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新农村建设调研报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宏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广泛，但由于各地农村现状千差万别，情况错综复杂，新农村建设任务艰苦，任重道远。当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一部分农民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自信心不足现象，应引起足够重视。
一、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自信心不足的主要表现
现实的粮食价格与预期相差较大，靠种植业致富没想头。经济欠发达地区多属农业区，绝大多数农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收入来源多以出售农产品为主。近年来，虽然我国对农业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农民从中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农业势必要参与国际竞争，这意味着农产品价格上升空间受到限制，而补贴有限，小规模农业生产条件下，靠卖粮致富的可能性很小。
选择致富项目没有好路子，增加收入没盼头。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二三产业发展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而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缺少从事其他职业的技术、技能和经验，无论从观念、素质，还是外部条件，都难以找到合适的致富项目，“搞养殖愁思路，搞加工愁门路，搞三产没思路”，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普遍存在的难题。
外出打工不长远，务工增收没劲头。由于观念和一些体制原因，多数农民不愿外出打工。一方面，“背景离乡、抛家舍业、故土难离”的传统思维还相当程度存在；另一方面，农民对外出后的医疗、就业、就学、住房等基本保障不托底、不投心。多数农民不愿意冒风险，害怕“一着走错，满盘皆输”，一旦挣不着钱，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不如维持现状。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个体的经济现状，使他们对于自身的发展充满迷惘。“腰包不鼓，难筹大事”。所以作为主体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自然会产生自信心不足现象。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自信心不足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自信心不足究其根源，是经济发展滞后。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自然条件差。经济欠发达地区多数处地僻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与外界交流和沟通存在“先天性”的障碍，与地处沿海等一些边境贸易条件好的地区无法比拟。二是基本生产条件差。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基本处于“靠天吃饭”的水平。三是农民素质参差不齐。多数农民文化程度低，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有限。部分有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民都外出打工，而且不愿再回来。四是国家支持有限。改革初期，国家优先发展沿海和东部地区，在政策和资金上都向重点发展地区倾斜，其他地区得到国家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自然有限。
由于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营养不良”，致使经济发展日趋滞后，与发达地区差距逐渐拉大，而这种差距仅靠自身的努力，靠有限的资金和资源只能是追赶式的发展，无法实践跨越式的发展。
三、几点建议
一是加大建设新农村的`宣传力度。一方面，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扶持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来坚定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因地制宜、符合实际地在各地树立新农村建设典型，并大力宣传，用身边的典型来示范和带动，农民易于接受，更易于激发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加强农民培训。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农民的素质决定新农村建设标准和进程。要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提供经费保障、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要加强农民的技能培训和发展农村成人教育。要加强农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先进的思想观念，同时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
三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首先是用财政支持资金加快农村的路、水、电、医、能源等容易在短期内见效果的基础性设施建设，让农民真切地真实地感受到，新农村建设不是空话，就在身边。其次是为化解县乡村三级债务提供资金支持。解除困扰，轻装前进才有必胜的信心。第三是大力扶持主导产业。区域经济的发展后劲在于拥有可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这既是区域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研究制定符合欠发达地区发展实际的政策，比如对龙头企业建设、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村级组织建设等从政策层面给予保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自我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五是积极探索新农村建设方式方法。比如鼓励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开展以农业合作为主的跨区域合作。一方面，欠发达地区为发达地区供应优质农产品，并提供充足的粮食储备，保证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先进的发展和管理经验、资金、技术直接注入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合作，在资源配置上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在利益机制上可以实施互利双赢。以此增强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自信心，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第二篇：新农村城镇化建设调查报告
城镇化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生活方式改变等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处理好农村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近年来，北京市先后出台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工作力度，努力破除二元结构对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有力地促进了郊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京郊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特点
郊区城镇化进程加快。从郊区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的变化看，1980年至1990年，郊区农业人口由375.3万人增长到392.1万人，说明当时的城镇化进程缓慢，带动郊区农民转移的作用不明显；1990年至1995年，郊区农业人口开始减少，1995年为373.4万人；2005年，农业人口进一步减少到300.5万人。其中，2000年至2005年平均每年减少9.26万人。这说明，“十五”时期以来郊区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农村人口转移的速度明显提高。
郊区城镇化与城市郊区化合流。合流的交汇点集中在郊区新城以及区位、经济和环境等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和部分农村社区。城市郊区化进程的加快，将对郊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比如，城市人口扩散、城市高消费需求增加，会推动郊区第三产业、郊区生态农业和旅游农业的发展，进而推动郊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结构升级和更多城乡混合型社区的形成，带动农村的旧村改造。
郊区新农村建设进程与城镇化进程合流。近年来，北京郊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城镇化模式DD原地改造型和环境整治型，也就是一般农村的旧村改造或环境整治。这种城镇化虽然没有较明显的经济及人口转移和集聚趋势，但通过旧村改造、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条件改善等，使农村面貌得到根本改观，让农民享受到城市文明成果、开始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从广义上讲，城市化的最终结果不是使所有的农民都集中到城市，而是让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享受城市文明成果。这种城镇化不属于传统的城市化范畴。由此可以看出，郊区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进程呈现出合流趋势。
京郊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郊区农民城镇化转移和非农就业转移滞后。1980年至2005年，北京市农业户籍人口总数由375.3万减少到300.5万人，减少了74.8万人；而全市城镇人口则由521万人增加到1286.1万人，增加了765.1万人。郊区农业户籍人口减少数只占全市城镇人口增加数的９．８％。这表明，北京城市化率的提升主要是由外埠进京人口实现的，本市郊区人口转移所占的份额很小。1995年至2004年，农业生产总值占郊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2.6％下降到10％以下，但同期郊区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仅从40％下降到31.8％。这说明，郊区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仍然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
郊区二、三产业集中不够，区县城集聚力不足。郊区企业数量大，但单体规模小、布局分散。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企业分散在乡镇或村所在地，无法形成城镇集聚效应。工业集中程度低，造成区县城经济规模小和集聚力不足，在郊区城镇化进程中难以发挥主体带动作用。区县城第三产业升级缓慢，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中心城区。
小城镇缺乏产业支撑，不能有效带动当地农民转移。目前，京郊小城镇核心区的大多数村庄尚未完成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城镇社区的转变，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不能形成对外围村庄的集聚和辐射效应。
郊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服务设施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郊区环境卫生、饮用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影响郊区城镇化进程；郊区一般农村地区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滞后于城市，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等资源的占有率偏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亟须提高。
协调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
北京郊区的新农村建设是和郊区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应当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统筹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本质都是郊区经济社会调整转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北京郊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必然是郊区经济和社会结构全面调整转型的过程，是现有的村庄逐渐向被动城镇化、主动城镇化、亦城亦乡的混合型社区以及现代农业农村社区分类演进的过程。郊区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农民的市民化和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村庄的整治合并等，都是这一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结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二者互为条件。只有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社会结构转型统筹安排，加大包括规划、土地、社区组织（乡村两级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力度，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才能保证城镇化进程健康发展。
统筹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共同目标。对于郊区整体现代化进程而言，加快郊区城镇化进程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只是起点和侧重点不同的同一过程，二者殊途同归。城乡统筹是措施，城乡一体化是目标。城镇化进程如果不能解决农民的就业和转移问题，不能使农民享受改革发展和城市文明的成果，就偏离了正确方向；新农村建设如果没有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的保证，没有城镇化进程的带动，也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因此，应把北京郊区的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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