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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农民工工资拖欠现状调查报告
根据市政府农民工工作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关于20XX年度吕梁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情况的通报》(吕农工办字[20XX]25号）要求，针对20XX年度我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资考核通报中存在问题，现将有关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思想认识，全面排查整治
我县严格按照省、市相关要求，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工作压力，全力以赴做好整改工作。一方面，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和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重点，紧紧围绕工程建设领域等行业欠薪问题，全面掌握欠薪底数，摸清建设工程项目特别是政府投资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采取积极稳妥措施，及早化解风险隐患，确保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全部限时清零，推动我县“无欠薪”城市创建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另一方面，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出台《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行动的通知》（文政办函z20XX{7号）文件，并先后进行多次专项检查，对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包括已完工仍拖欠工程款的项目）进行“过筛子”式的全面排查，重点摸清投资主体、施工企业、工资保证金缴存、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资金拨付、拖欠工程款和拖欠工资等情况，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和监管责任人，做到底数清楚、层层负责、包干解决，确保摸排底数真实清楚、欠薪问题化解在基层、消除在项目工地。
二、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落实责任
（一）制定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
20XX年以来，我县先后制定了《文水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文治欠联发z20XX{1号）、《文水县政府关于建立农民工工资无欠薪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文政发z20XX{5号）、《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水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资考核办法的通知》（文政办发z20XX{21号）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完善健全了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从机制和源头上杜绝欠薪行为的发生。一是及时调整和加强县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协调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对全县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安排，统筹协调领导；二是进一步明确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和任务，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批准，谁担责”的原则，限期整改到位、监管到位；三是进一步加强各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力度，在工作合力上再凝聚，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一次会议专题研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资问题。
（二）强化责任落实，筑牢治欠保支长效机制
按照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三个清零”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层层理清责任，采取“人盯人、人盯项目”的办法，县乡两级层层落实责任，劳动监察网格责任人、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人与工程项目一一对应，按项目要求逐个落实按月支付工资、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户、分账管理、银行代发、工资保证金、维权公示牌等长效机制，加大对违法分包、转包、挂靠承包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格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审批程序，对拖欠工程款的单位不得批准新项目开工，加强项目建设全过程的资金监管，打通制度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确保治欠保支各项制度在所有项目上实现全覆盖，严格按照“三个清零”要求限时办结，确保区域内欠薪案件按期清零。
（三）多措并举，加强部门联合执法检查
我县及时召开县协调小组领导会议，针对出现的问题，制定详细工作方案，组织住建、人社、交通、水利、安监等部门对全县境内所有在建工程，特别是政府投资工程进行摸底排查。共检查用人单位70余户，审查规章制度100余条。未发现拐骗农民工、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等行为。在整治拖欠工人工资等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全县形成了治欠保支的良好氛围。
（四）加快推进劳动保障信用建设
以劳动保障信用建设为着力点，积极开展全县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用好用足重大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等失信惩戒措施，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动用政府应急周转金清偿欠薪，引发恶劣社会影响的企业和个人向社会公布，对符合条件的纳入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以及对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从根本上加大违法企业的失信成本，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社会管理氛围。近期，我县将依法公布一批失信“黑名单”。
（五）强化督察督办，严肃追责问责
进一步加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力度。我县加大督查督办和问责力度，由县委督查室定期开展专项督查督办，对工作不重视、欠薪问题处置不力、失信联合惩戒不到位的、工程项目底数不清、日常监管不严，治欠保支工作措施落实不到位以及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极端事件或越级上访事件发生的实行责任倒查，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我县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上级有关工作安排部署,认真做好农民工工资治欠保支工作。将确保广大农民工劳有所得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牢固树立风险防控意识，进一步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强化舆情监控，严格落实应急兜底保障措施。对于拖欠工资引发的群体性和极端性事件，及时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迅速响应，科学处置。对工作责任不落实、问题不解决的，要约谈主要负责人。对重大欠薪案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进行深入核查，层层厘清责任，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对其中发现违纪线索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同时，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认真履责、攻坚克难，狠抓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工资支付责任落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查问责，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坚决打赢治欠保支攻坚战。
第二篇：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
我区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5.6万人，在职工中比例大约为37%。4月中旬至下旬，区总工会在我区工业企业、餐饮企业、商贸服务业等行业内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工资收入、工作情况、职业卫生状况、生活满意度、个人意愿等方面的48项内容，调查样本为400人。抽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工业制造、建筑装饰和商贸服务业，技术性工作与轻体力工作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首选，与传统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相比，有了本质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96.3%，高出我区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6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工资水平较低，二是技能水平偏低，三是就业选择被动，四是权益容易受损。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工资水平偏低。20xx年我区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319元。调查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工资仅为1867元。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把高工资作为择业首先。有41.8%的新生代农民工把工资收入作为就业的第一选择，依次是工作强度和工作环境，分别是22%和10%。考虑工作危险性和受企业尊重分别占2%和3.6%。目前的高物价和高房价，是新生代农民工背负的两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新生代农民工只能把生存作为第一选择。调查显示：78%的新生代农民工当月工资全部花光，没有积蓄。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工资分配机制存在缺陷。现阶段，民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基数、工资增长基本上是由企业单方决定，不利于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调查显示，由企业单方确定的职工工资占69%，通过工会集体谈判确定的占12%，职工与企业商谈确定的占6%。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的占13%。在工资增长方面，民营企业多数没有健全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技能水平偏低。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序仍然偏低。其中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比例占47%，高中和中职教育比例为41%，大专以上文化占12%。工业企业中，68%的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取得相应专业的技能等级证书。取得初级技能等级证书的占21%，具有中级技能等级证书的占9%，具有高级技能等级证书的仅占2%。而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备中职、高职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占劳动力市场总需求的60%以上。很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水平还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并且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新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他们中只有30%能够长期稳定就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他们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成长进步的关键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渠道单一，最主要的原因是职业教育培训资源相对不足，其次是继续培训短缺。我区境内有XX职教中心、正大软件学院、XX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XX工业管理学校、XX民族专修学校等学校、大江技校等学校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这些学校针对初中毕业学生开展基本技能技术教育，其中大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但仍然有许多从农村出来的初中、高中学生，他们没有机会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而直接进入工厂或走上工作岗位。即使是接受了初级职业教育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继续培训的困难。目前我区基本上没有开展此类培训的机构。另外，企业不看重技能等级证书，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不主动考取技能等级证书的原因。多数企业并不看重职工的技能等级证书，而只看重职工的实际操作能力。企业不把技能等级水平与工资标准挂钩，职工就不会主动去争取那一纸证书。一些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专门招聘低技能人才，也让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失去了培训提高的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就业选择被动。调查统计显示：只有20%的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喜欢、有前途而选择目前的工作。有21%新生代农民工因为没别的技能，只能干这个。9%新生代农民工因有老乡或同伴，或是子从父业，选择了目前的工作。也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因为没找到更合适的工作，选择目前的工作只是暂时过渡，占11%。也有人因为目前的工作待遇还可以作出的选择，占17%。22%新生代农民工没想过选择职业的问题。以上调查数据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职业时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比较被动。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的选择上比较被动，更谈不上职业规划。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第四个问题是权益容易受损。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xx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xx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调查显示，25%的职工不能在8小时内完成劳动定额任务，需要加班才能完成。在加班的职工中，81%的职工加班时间在2小时以内，19%的职工加班在2至4小时。有59%的职工能够按照法律规定标准拿到加班工资，33%的职工加班工资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标准，有8%的职工没有得到加班工资。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劳动争议得不到有效调解。我区企业普遍存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不健全，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不能有效调解劳动纠纷等问题。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企业不重视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企业认为：企业已经作出了处理，企业自己怎么调解？调解应当是上级职能部门的事情。企业这种想法，实际上是把解决劳动争议责任推向政府部门，增加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量，使得那些矛盾比较小，比较容易解决的劳动争议也得不到妥善处理，损害了职工权益。
区总工会接到的投诉，比较常见的是经济纠纷。因为几天的工资问题双方协商不好，引发劳动争议。这类问题，企业本身是有能力解决的。但企业采取推诿拖延的方式处理，职工无可奈何。对“劳动纠纷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怎么办”的问题，很多打工者选择了放弃，大多数人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受到这样的侵害，大家都这样，算了吧，哪里都一样。还有部分人认为，找相关部门投诉或者走法律途径解决太浪费时间和精神，还不如去多找几分钱挽回损失划算。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社会保险意识不强的现象。调查统计显示，我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为79%，医疗保险参保率为67%，工伤保险参保率为74%，生育保险参保率为72%，失业保险参保率为40%。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要高于平均水平。因为他们更了解《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在应聘时，会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等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对工作岗位，工作环境较为挑剔，频繁在企业间跳槽，工作单位不稳定，个人不重视参加社会保险。
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不重视劳动合同履约的现象。调查统计显示，我区民营企业职工劳动合同签订较好。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较高，达84%，但劳动合同期限普遍较短，1年的占31%，2至3年的占41%，3至5年的占17%，5―7年的占6%，无固定期限的占5%。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比较开放，更希望自由，更渴望实业职工梦想，盼望尽快融入城市。相对于父辈，他们更注重自己人性的尊严，更追求生活的质量，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选择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做赚钱的机器。有的打工者想法很单纯，只满足于“找份工作，不要太累”，他们不愿在一个单位长期固定打工，因此有些人主动放弃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有的虽然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因为自身原因，放弃履行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履约率低，自身权益受损。同时他们在就业中存在参加社会保险意识不强，不重视劳动合同履约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城市生活有边缘化倾向。
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城市生活边缘化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父辈，就业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他们有文化知识，思维活跃，维权意识有所增强，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在城里长大，即使在农村，也完全没有农业生产经验，所以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回农村居住。在城里居住，他们就面临高房价的压力，同时，他们也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案例：小宇到主城打工快一年了，工厂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小宇和同事刚成为朋友，就得分开，到现在也没有知心朋友。在工厂，小宇要从周一工作到周日，每天从早上8时到晚上9时，中间只有2小时的休息时间。在所剩无几的空闲时间里，小宇总是选择上网来逃避现实，“在网络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压力，很快乐”。
我们应当注意这样一个现实：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的过程中，正处在中国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变革最激烈的时代，人口流动更快，信息更全面，新思潮此起彼伏。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多元，外在表现时尚，职业期望高，追求物质精神享受。他们不像传统意义的农民工那样仅仅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满足简单、机械、重复的劳动，而是寻求自我发展机会，寻找立足城市的机会，或者为回乡创业打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已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我们应当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引导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同时也要引导他们自主创业、返乡创业，推动新农村建设。
第三篇：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模板
一、调查时间：20xx年x月。二、调查方式：采访调查
三、调查对象：城市农民工
为了解*市农民工就业状况、工资收入情况、工资被拖欠情况、下一步的就业打算以及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的主要问题，日前，徐州民调中心与徐州调查队联合开展了农民工就业、收入情况等快速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56.2%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77.1%的农民工每月能按时领取工资，农民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销”和“子女教育”;50.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基本符合”期望，60.0%的农民工将“继续外出打工”，15.4%选择“在家创业”。
年龄在18至50岁间
半成以上为高中或以上
据市民调中心相关人士介绍，此次快速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市五县(市)及铜山、贾汪两区在本地企业和尚未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共计240人。被访农民工年龄集中在18-50岁之间。
240位被访农民工中，18-x0岁占x8.x%，x1-50岁占48.x%。男性占85.0%，女性占15.0%。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学历为高中、中专。52.5%的农民工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2x.x%为初中，xx.x%为大专及以上学历，10.9%为小学及以下。
多数以短期零工为主
长三角为首选打工地
调查显示，被调查民工以短期零工为主。57.1%的被访农民工为“短期零工”，x0.0%为“长期合同工”，10.0%为“自主经营”，另有2.9%目前“失业”。在所从事的工种上以技术工人为主。6x.9%的农民工从事包括建筑工、木瓦工、泥水工、电工、修理工、缝纫工、厨师、驾驶员等在内的简单技术工种，15.9%为工厂工人，xx.x%为各类服务人员，另有6.9%为管理人员和办事员。
调查显示，长三角地区为首选打工地。40.4%的农民工选择长三角地区为打工地，x5.4%选择徐州本地作为自己的打工地，11.7%选择中西部地区，选择珠三角地区、京津地区等地的比例均不高于x.0%。
收入多集中在1至5万
拖欠工资现象依然存在
调查显示，农民工年收入大多集中在1-5万元。50.8%的农民工年收入为1-x万元;24.6%为x-5万元;1万元以下占15.4%，其中不足5000元的农民工比例为2.9%;9.2%的农民工年收入超过5万元，其中7.5%为5-8万元，1.7%在8万元以上。
调查显示，农民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销”。79.6%的农民工收入用于“日常生活开销”，x9.2%用于“子女教育”，25.0%用于“人情往来”，17.1%用于“房租”，12.5%用于“赡养老人”，7.5%用于“医疗保健”，6.x%用于“储蓄”，2.9%用于“娱乐支出”，仅有0.8%分别用于“技能培训”和“投资”，x.8%用于其他方面。
调查中，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现象仍然存在。77.1%的农民工每月能按时领取工资，有22.9%的农民工工资会被拖欠，其中6.x%的农民工表示“经常被拖欠工资，严重影响了平时生活”。
希望能有节假日休息
创业时能有政策支持
在对20xx年的外出打工的期盼中，调查显示，选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督促老板及时发工资，按月结”、“也能有节假日，能休息，能签订劳动合同，希望有养老保障”、能“办理五险一金”。
调查显示，选择在家创业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特别是在贷款方面提供方便”，同时能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选择在家种地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帮忙讨回以前被拖欠的工资”，同时希望“医疗保险报销多一点”、“孩子上学不能乱收费，管理好肥料农药价格、质量”等。
第四篇：当前农民工生活现状调查报告
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的角色注定了其问题的复杂性，作为具有复杂社会背景的特殊群体，数目庞大的农民工权利的实现程度和生活状况的改善程度无疑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调查目的和调查概况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目前的学术界，我们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在身份的界定上存在着二元性，即他们既有农民身份又有工人身份，有工人之实却无工人之名。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很多应有的权利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为了切实调查农民工实际的生存状况和权利实现情况，20xx年1月、2月、7月和8月，笔者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在山东、河南、甘肃、陕西、山西、新疆等省、自治区进行了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调研，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由于选取的学生都有充分的条件接触到农民工群体（如家人或亲戚是农民工），所以，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问卷所占的比例都很高，共发放问卷350份，有效回收329份，有效回收率为94%。这一调查虽不足以反映我国农民工的整体状况，但整个调研完全是一种纯民间的行为，且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和责任感都很强，因此，通过对这些问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关农民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信息，为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提出思考。在此，也感谢我同事杨洪晓，学生郑扬、薛泽林、范才营、侯莉媛、李莉、王苗苗等为该调研所做的贡献。
二、农民工基本状况的调查分析
被调查的群体既有第一代农民工，也即年龄较大的部分，其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上。也有新生代的农民工，也即比较年轻的那部分群体，年龄在20岁到30之间。其文化程度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初高中比例相对较高，占到了总数的45%，中专以上的有38。8%。分析认为，这些拥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应该多属于第二代农民工，也即农村里那些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因升学无望而辍学的年轻一代，他们直接告别乡村，进城进厂打工以挣钱补贴家用或为自己未来积蓄资本。从总体上来说，现代的农民工群体其文化素质是要高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表现在学历相对较高，对新事物、新观念接受能力更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为开放。从收入角度来看，月收入大多集中在1000―3000之间，其比例高达76。1%，收入在3000元以上比例只占到了9。2%。这就反映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不高、经济地位较低的现状。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潮之际，新一代的农民工大多是刚刚开始在城市的打拼历程，因技术、人脉等各种原因，致使这一代年轻的群体收入水平不会太高，也拉低了农民工群体的总体收入水平。
三、农民工工作状况的调查分析
对于农民工的工作状况，我们立足于对农民工进城后的职业性质、工作报酬、工作时间等几个维度进行分析。在关于农民工职业状况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18。8%的人选择了建筑业，有10%的人选择了文教卫生，12。5%的人选择了批零贸易和餐饮业，选择其他选项的占到了总数的30%。可以看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还是处于低端层次，行业水平不高。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工作流动性较大，更换工作的频率较高，其行业性质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了很多农民工对自己的行业界定存在模糊，进而使得他们在被问及自己的行业性质时，“其他”这一选项所占比例较高。从劳动时间上来看，每周的工作时间在45小时以下的占到了12。5%，45―55小时与55―65小时的均为28。8%，而65个小时以上的比例则为30%。根据国家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加班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 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是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的，他们是在为城市的发展和低廉的工资而透支着自己的劳动力。考虑到其收入情况，对比之下就不难发现，农民工群体的付出与所得也是远远不成比例的。
四、农民工的权利保障情况
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注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故其权利的保障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在调查中，我们从经济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等三个角度出发，对农民工的权利的实现状况进行调查。
首先，从劳动合同的情况来看，63。7%的人是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的，这其中，甚至有17。5的人连跟用人单位基本的口头约定都没有。这是因为农民工大多是依靠亲戚、朋友、熟人、同村人的关系而“跟随”进城或进厂，亲友之间的信任取代了他们之间的法律承诺。甚至他们会认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有伤情面，但是这种非正式的、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非契约性约定是没有坚实的维权根据的。在随后的调查中就可以发现，工资曾经被拖欠的农民工达到了总数的63。8%。其中的20%甚至是经常性的被拖欠。而在维权手段上，51。3%的人选择了协商、调解，忍气吞声的占到了总数的25%，为第二大比例。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只有18。8%，甚至有少数人采取了暴力解决的途径。可以认为，农民工群体的经济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其法制维权意识有待提升，维权手段有待改进，维权途径有待完善。从健康状况的角度来看，生病了会去医院的人只有31。3%，43。8%的人选择了“只有重病的时候才会去医院”。甚至有人即使在重病的情况下也只是靠买点药硬撑过去。由此可见，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无疑是处在被忽视的地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参加城市医疗保障的农民工群体只能在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望而却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有35%的人选择了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在剩下的65%的群体中，医疗保险与工伤保险明显较为突出，前者为总数的53。3%，后者为28。8%。但是在现实中，农民工所参加的'医疗保险大多属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范围，也就是其参保的地域仍然是其出生的乡村，这种状况下的医疗保险并不能减轻其在城市的医疗负担。至于工伤保险，参与者也多为第二代农民工，因为相对父辈而言，其风险意识相对较高，但是其参加比例却仍然较低。
五、农民工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
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农民工在城市中对自身地位如何界定，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总体感受无疑是在探讨农民工问题的过程中绕不开的重要环节，根据我们关于农民工与城里人关系的调查。在与城市人的关系上问题上，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不好不坏”这一选项（53。8%），相处融洽的人占到了37。5%的比例，只有少数人选择了不协调。但是从城市地位的自我感知这一角度来看，大多数人却依然有较大的失落感（37。5%），认为自己得到不公平待遇的占到了28。8%，为所有选项中的第二大比例。还有少数人认为城市人看不起自己。也就是说，虽然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可以跟城里人在生活上可以比较融洽的相处，但是这种表面的和谐并不能改变他们心中的巨大落差。也反映出进城的农民工在忍受着经济压力的同时也要忍受着被歧视的心理压力，有学者也同时把城里人的歧视以及农民工务工的心理落差视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心理成本”。
六、农民工家庭生活状况分析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家庭顾虑、居住条件、子女问题、现实困难等四个角度进行调查。首先，从农民工家庭顾虑这一方面来说，占到首要比例的是“家中老人需要照顾”（65%），外出务工后，家中的父母就成了农民工心中的首要牵挂，如何尽孝成为在异地的农民工群体的首要难题。担心“家中土地无人耕种”的比例为38。8%，因为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民始终把土地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而选择“在城市受到歧视”这一选项的比例为25%，担心自己没有什么技能和身体状况的分别为22。5%和20%。除此之外，担心自己子女教育问题的比例仅次于老人问题，其比例高达55%。在随后的关于子女教育问题的详细调查中，56。3%的人其子女还是在“在家乡的学校上学”，这就是农村大量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所在。而在打工本地上学的比例只占到了17。5%，当地的学校不愿接纳农民工子女，高昂的借读费、寄宿费也是农民工所无法承担的。此外，孩子失学的比例占到了10%，（分析认为，这部分主要是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因年龄原因，可能还没有上学）。当问及子女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时，“升学难”成为困扰农民工的首要因素，占到了总数的50%，而选择“学费太贵”这一选项的比例为40%，“公办学校进不去”的比例则为10%。在关于农民工居住状况的调查中，住在单位宿舍的占到了总数的28。8%，为所有选项中的最高比例。选择在外租房的为27。5%，暂住在雇主家的比例为8。8%。这种情况与后面的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困难的调查结果形成呼应，当问到您进城务工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时，没有住房的占到了53。8%，成为农民工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是“生活没有保障”和“远离家乡思念亲人”，这两项比例分别占到了38。8%和33。8%。而“工作比较危险”和“工作不稳定”的分别为30%和28。8%。可以看出，农民工所面临的大多还是很现实的、与自己安身立命相关的问题，他们远离家乡，既对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孩子充满牵挂，又面临着住房、收入、医疗、工作不稳定等各种难以抗拒的现实压力，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七、小结
在我们随后的关于农民工迁居城市的原因调查中，“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教育水平”成为了首要选择，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72。5%和57。5%。选择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比例则只有13。8%。由此可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很是单纯、朴素。较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让他们获取高于农村务农的收入，从而满足家庭的开支并摆脱贫穷的困扰。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则是为了子女的成长考虑，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样苦苦打拼在城市的边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悲苦使得他们任劳任怨，他们把上下两代人的负担全部扛在肩头，只为让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读书学习改变命运，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够与城里人生活在同样的一片蓝天之下。但是我们却看到，快速发展的城市、飞速前进的中国经济并没有给他们想要的生活，因为经济地位的低下、户籍制度的不合理限制，他们始终享受不到一个真正的“市民”的待遇，更不要奢谈公民的尊严。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正常发展，都不能靠牺牲一个阶层来换取另一个阶层的福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2。3亿的农民工群体用自己低廉的劳动力支撑起了整个国民经济大厦，获取一定的收入诚然是他们的原始初衷，但是他们却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血汗甚至是生命。因此，当社会发展到今天，当这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的充裕，当和谐社会成为我们的建设目标，如何才能通过有效的改革，废除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保障这一庞大群体的切身利益，给他们以国民的真正待遇，让他们也活的更有地位、更有尊严，不仅仅是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这个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对这一群体的一种补偿。
第五篇：农民工工资拖欠现状调查报告
根据《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督查的通知》文件精神要求，现将我局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自查汇报如下：
一、领导高度重视
我局认真贯彻落实《通知》文件精神，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充分认识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重要性，积极预防和处置突发性和群体性的事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由我局主要领导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下属7个事业单位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参加会议，传达会议精神。
二、工作具体措施
为了能让农民工按时、足额领取工资，我局在工程施工、划拨款时采取了如下措施：
1、成立了农民工工资落实小组，专门调查、协调、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纠纷等问题；设立了绿色通道及意见箱，农民工有意见或事情可以直接投诉。
2、用工单位与我局下属单位签订不拖欠农民工资的承认书，承认绝不出现施工单位拖欠民工工资现象；敦促用工单位开设专门账户专人专管，保证工程款的专款专用；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办法，即由用工单位举证，用人单位拿不出工资发放证据视为欠薪。
3、规范施工单位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推进劳动合同制实施，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都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明确权利义务。
4、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定期（在节假日结点实行日报，平时实行周报）向劳动保障部门报送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每次划拨工程进度款后，我局安排专人通过电话或者到施工现场，通过与农民工现场交流，了解民工工资的发放情况；每次划拨工程进度款时，由施工单位提交盖鲜章的民工工资资金流向证明；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由施工单位发布竣工公告，且在15日内无民工工资、机械材料等纠纷，再支付工程尾款。
5、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预留制度，我局在施工单位缴纳的保证金中预留一定数额作为民工工资保证金，以保证农民工工资不因单位资金状况被拖欠。
6、建立聘请的短期流动农民工相关记录台账，我局下属单位如区园管处，根据农民工动态台账由单位财务科现场发放农民工工资，不经过中间流程，确保了工资能够按时、足额发放到每位农民工手中。
通过以上措施，我局未发生一起拖欠工程项目民工工资情况。
三、存在的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历来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我们将进一步提高认识，把拖欠民工工资作为首要工作来抓。在处理过程中，对拒不支付民工工资的项目部，暂停支付项目工程款并将其企业列入黑名单，以后不得参与市政相关项目的招投标，保证农民工能按时拿到工资，维护社会的稳定。及时了解企业农民工资的支付情况，做好预防工作，同时，要求劳务企业及时准确地上报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做好记录，一旦发现有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能够及时联系，便于调查处理。
第六篇：当前农民工生活现状调查报告
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的角色注定了其问题的复杂性，作为具有复杂社会背景的特殊群体，数目庞大的农民工权利的实现程度和生活状况的改善程度无疑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调查目的和调查概况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目前的学术界，我们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在身份的界定上存在着二元性，即他们既有农民身份又有工人身份，有工人之实却无工人之名。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很多应有的权利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为了切实调查农民工实际的生存状况和权利实现情况，20xx年1月、2月、7月和8月，笔者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在山东、河南、甘肃、陕西、山西、新疆等省、自治区进行了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调研，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由于选取的学生都有充分的条件接触到农民工群体(如家人或亲戚是农民工)，所以，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问卷所占的比例都很高，共发放问卷350份，有效回收329份，有效回收率为94%。这一调查虽不足以反映我国农民工的整体状况，但整个调研完全是一种纯民间的行为，且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和责任感都很强，因此，通过对这些问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关农民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信息，为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提出思考。在此，也感谢我同事杨洪晓，学生郑扬、薛泽林、范才营、侯莉媛、李莉、王苗苗等为该调研所做的贡献。
二、农民工基本状况的调查分析
被调查的群体既有第一代农民工，也即年龄较大的部分，其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上。也有新生代的农民工，也即比较年轻的那部分群体，年龄在20岁到30之间。其文化程度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初高中比例相对较高，占到了总数的45%,中专以上的有38.8%。分析认为，这些拥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应该多属于第二代农民工，也即农村里那些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因升学无望而辍学的年轻一代，他们直接告别乡村，进城进厂打工以挣钱补贴家用或为自己未来积蓄资本。从总体上来说，现代的农民工群体其文化素质是要高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表现在学历相对较高，对新事物、新观念接受能力更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为开放。从收入角度来看，月收入大多集中在1000-3000之间，其比例高达76.1%，收入在3000元以上比例只占到了9.2%。这就反映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不高、经济地位较低的现状。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潮之际，新一代的农民工大多是刚刚开始在城市的打拼历程，因技术、人脉等各种原因，致使这一代年轻的群体收入水平不会太高，也拉低了农民工群体的总体收入水平。
三、农民工工作状况的调查分析
对于农民工的工作状况，我们立足于对农民工进城后的职业性质、工作报酬、工作时间等几个维度进行分析。在关于农民工职业状况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18.8%的人选择了建筑业，有10%的人选择了文教卫生，12.5%的人选择了批零贸易和餐饮业，选择其他选项的占到了总数的30%。可以看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还是处于低端层次，行业水平不高。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工作流动性较大，更换工作的频率较高，其行业性质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了很多农民工对自己的行业界定存在模糊，进而使得他们在被问及自己的行业性质时，“其他”这一选项所占比例较高。从劳动时间上来看，每周的工作时间在45小时以下的占到了12.5%，45-55小时与55-65小时的均为28.8%，而65个小时以上的比例则为30%。根据国家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加班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 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是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的，他们是在为城市的发展和低廉的工资而透支着自己的劳动力。考虑到其收入情况，对比之下就不难发现，农民工群体的付出与所得也是远远不成比例的。
四、农民工的权利保障情况
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注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故其权利的保障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在调查中，我们从经济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等三个角度出发，对农民工的权利的实现状况进行调查。
首先，从劳动合同的情况来看，63.7%的人是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的，这其中，甚至有17.5的人连跟用人单位基本的口头约定都没有。这是因为农民工大多是依靠亲戚、朋友、熟人、同村人的关系而“跟随”进城或进厂，亲友之间的信任取代了他们之间的法律承诺。甚至他们会认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有伤情面，但是这种非正式的、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非契约性约定是没有坚实的维权根据的。在随后的调查中就可以发现，工资曾经被拖欠的农民工达到了总数的63.8%。其中的20%甚至是经常性的被拖欠。而在维权手段上，51.3%的人选择了协商、调解，忍气吞声的占到了总数的25%，为第二大比例。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只有18.8%，甚至有少数人采取了暴力解决的途径。可以认为，农民工群体的经济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其法制维权意识有待提升，维权手段有待改进，维权途径有待完善。从健康状况的角度来看，生病了会去医院的人只有31.3%，43.8%的人选择了“只有重病的时候才会去医院”。甚至有人即使在重病的情况下也只是靠买点药硬撑过去。由此可见，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无疑是处在被忽视的地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参加城市医疗保障的农民工群体只能在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望而却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有35%的人选择了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在剩下的65%的群体中，医疗保险与工伤保险明显较为突出，前者为总数的53.3%，后者为28.8%。但是在现实中，农民工所参加的医疗保险大多属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范围，也就是其参保的地域仍然是其出生的乡村，这种状况下的医疗保险并不能减轻其在城市的医疗负担。至于工伤保险，参与者也多为第二代农民工，因为相对父辈而言，其风险意识相对较高，但是其参加比例却仍然较低。
五、农民工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
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农民工在城市中对自身地位如何界定，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总体感受无疑是在探讨农民工问题的过程中绕不开的重要环节，根据我们关于农民工与城里人关系的调查。在与城市人的关系上问题上，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不好不坏”这一选项(53.8%)，相处融洽的人占到了37.5%的比例，只有少数人选择了不协调。但是从城市地位的自我感知这一角度来看，大多数人却依然有较大的失落感(37.5%)，认为自己得到不公平待遇的占到了28.8%，为所有选项中的第二大比例。还有少数人认为城市人看不起自己。也就是说，虽然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可以跟城里人在生活上可以比较融洽的相处，但是这种表面的和谐并不能改变他们心中的巨大落差。也反映出进城的农民工在忍受着经济压力的同时也要忍受着被歧视的心理压力，有学者也同时把城里人的歧视以及农民工务工的心理落差视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心理成本”。
六、农民工家庭生活状况分析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家庭顾虑、居住条件、子女问题、现实困难等四个角度进行调查。首先，从农民工家庭顾虑这一方面来说，占到首要比例的是“家中老人需要照顾”(65%)，外出务工后，家中的父母就成了农民工心中的首要牵挂，如何尽孝成为在异地的农民工群体的首要难题。担心“家中土地无人耕种”的比例为38.8%，因为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民始终把土地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而选择“在城市受到歧视”这一选项的比例为25%，担心自己没有什么技能和身体状况的分别为22.5%和20%。除此之外，担心自己子女教育问题的比例仅次于老人问题，其比例高达55%。在随后的关于子女教育问题的详细调查中，56.3%的人其子女还是在“在家乡的学校上学”，这就是农村大量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所在。而在打工本地上学的比例只占到了17.5%，当地的学校不愿接纳农民工子女，高昂的借读费、寄宿费也是农民工所无法承担的。此外，孩子失学的比例占到了10%，(分析认为，这部分主要是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因年龄原因，可能还没有上学)。当问及子女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时，“升学难”成为困扰农民工的首要因素，占到了总数的50%，而选择“学费太贵”这一选项的比例为40%，“公办学校进不去”的比例则为10%。在关于农民工居住状况的调查中，住在单位宿舍的占到了总数的28.8%，为所有选项中的最高比例。选择在外租房的为27.5%，暂住在雇主家的比例为8.8%。这种情况与后面的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困难的调查结果形成呼应，当问到您进城务工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时，没有住房的占到了53.8%，成为农民工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是“生活没有保障”和“远离家乡思念亲人”，这两项比例分别占到了38.8%和33.8%。而“工作比较危险”和“工作不稳定”的分别为30%和28.8%。可以看出，农民工所面临的大多还是很现实的、与自己安身立命相关的问题，他们远离家乡，既对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孩子充满牵挂，又面临着住房、收入、医疗、工作不稳定等各种难以抗拒的现实压力，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七、小结
在我们随后的关于农民工迁居城市的原因调查中，“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教育水平”成为了首要选择，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72.5%和57.5%。选择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比例则只有13.8%。由此可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很是单纯、朴素。较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让他们获取高于农村务农的收入，从而满足家庭的开支并摆脱贫穷的困扰。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则是为了子女的成长考虑，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样苦苦打拼在城市的边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悲苦使得他们任劳任怨，他们把上下两代人的负担全部扛在肩头，只为让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读书学习改变命运，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够与城里人生活在同样的一片蓝天之下。但是我们却看到，快速发展的城市、飞速前进的中国经济并没有给他们想要的生活，因为经济地位的低下、户籍制度的不合理限制，他们始终享受不到一个真正的“市民”的待遇，更不要奢谈公民的尊严。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正常发展，都不能靠牺牲一个阶层来换取另一个阶层的福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2.3亿的农民工群体用自己低廉的劳动力支撑起了整个国民经济大厦，获取一定的收入诚然是他们的原始初衷，但是他们却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血汗甚至是生命。因此，当社会发展到今天，当这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的充裕，当和谐社会成为我们的建设目标，如何才能通过有效的改革，废除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保障这一庞大群体的切身利益，给他们以国民的真正待遇，让他们也活的更有地位、更有尊严，不仅仅是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这个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对这一群体的一种补偿。